在余額寶等互聯網貨幣基金涌現之前，快捷支付的產業鏈條并不完整，快捷支付的賬戶體系不具備資金歸集、投資理財等功能，這對商業銀行的轉賬匯款，尤其是投資理財等方面根本無法形成挑戰。

　　在馬云吐槽四大行之后，工行首次就調整快捷支付限額作出回應——據3月25日《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工行結算與現金管理部處長王鈜在接受該報采訪時稱，從監管部門有要求開始，銀行就一直在跟支付機構溝通，但他們認為客戶體驗是第一位的，堅決不同意客戶開通快捷支付首筆業務時到銀行簽約的這種安排。

　　誠如工行相關負責人所說，2011年8月銀監會出臺了《關于加強電子銀行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要求“開通快捷支付首筆業務須到銀行簽約”。以此為準繩，近三年來，快捷支付確實是處于“違法”狀態。

　　但是，吊詭的是，面對一直“違法”操作的快捷支付，近三年來，四大行為何均能長期容忍？

　　回答這個疑問，還是要回歸市場經濟永恒的主題：利益！

　　應該說，在去年6月余額寶等互聯網貨幣基金尚未涌現之前，快捷支付不僅對商業銀行無法形成挑戰，而且還可以給商業銀行帶來一定的收益。例如，早在2011年6月7日,支付寶與工行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協議內容就包括：支付寶將選擇工商銀行作為支付寶的備付金存管銀行。正因此，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四大行均能對快捷支付的“違法”行為“容忍”。

　　在余額寶等互聯網貨幣基金涌現之前，快捷支付的產業鏈條并不完整，快捷支付的賬戶體系不具備資金歸集、投資理財等功能，這對商業銀行的轉賬匯款，尤其是投資理財等方面根本無法形成挑戰。

　　可是，在余額寶等互聯網貨幣基金出現之后，商業銀行坐不住了，因為，互聯網貨幣基金的出現，使得快捷支付構成了初步的產業鏈條，快捷支付賬戶由此同樣具備了商業銀行的轉賬，尤其是投資理財的功能，而投資理財功能對社會資金的吸附和沉淀，這對商業銀行的挑戰堪稱是致命的。

　　以余額寶為例,在阿里巴巴推出余額寶之前，盡管淘寶網交易量相當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5%左右，但支付寶的資金沉淀僅占到儲蓄存款余額的0.5%左右,可是在余額寶推出后，僅余額寶的沉淀資金當下就已高達5000億元，粗略再估算支付寶沉淀的資金為1000億元，那么余額寶加上支付寶的沉淀資金總額應在6000億元以上，則占到我國儲蓄存款余額的近1.4%（2013年10月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44萬億元）。

　　10個月不到，支付寶快捷支付體系（含余額寶）的資金沉淀就達到了如此規模，這顯然動了商業銀行的奶酪，因為這會造成商業銀行的存款流失，而我國商業銀行恰恰又過于依賴存款規模所形成的壟斷利差收益。與這一核心利益受到沖擊相比，第三方支付平臺付給商業銀行微薄的通道費（一般為千分之一以下），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針對四大行對快捷支付的集體“封殺”，監管部門應該及時表明態度，如認為原規定切實可行，應嚴格監督第三方支付機構執行，如評估原規定確實不符合當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要求，則應及時修訂，給予互聯網金融以創新空間。（楊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