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赤峰市患者黃金海，因冠心病體內被一次性植入9個心臟支架，術后癥狀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日趨嚴重。記者調查發現，小小的心臟支架價格不菲，卻被嚴重濫用，而對于心臟支架的使用，國內也無強制性法規和監管措施。

　　如此多的支架植入，既是心臟無以承受之重，也是個體診療的巨大負擔，同樣也是醫療專業素養淪陷的明證。在醫療逐利的支配下，心臟支架已成過度醫療的工具，并導致其瘋狂濫用。

　　無利不起早，心臟支架濫用的背后還是巨大的利益誘惑使然。一個成本幾千元的支架，到了患者身上時就可能以萬為單位，如果是進口產品，價格就可能成為數萬元。雖然其間的暴利由多個環節分食，但造成心臟支架濫用的原因，自然難以排除“靠山吃山”的商業賄賂之嫌。

　　遏制過度醫療已經成為當前醫療改革和醫療行業管理的當務之急。不過，專業的問題需要標準辦，過度醫療的根本還在于醫療標準缺失。比如，以心臟支架的使用為例，什么情況下應當使用，什么情況下必須使用，其使用的最高限額是多少，有沒有相應的把關和審查程序……近年來，雖然各地針對心臟支架濫用的行為開展了多次專項整治，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事后之治無助于有效解決問題，唯有防范關口的前移才能起到未雨綢繆的作用。

　　以國外的經驗來看，心臟支架的使用有著嚴格的數量限制，一旦超過了最高標準，就要進行相應的程序性審查。比如，在新加坡，地方醫保部門規定，只要病人需要安放的心臟支架數目超過三個，就需要多個科室、多名醫生進行會診，對手術進行嚴格把關。

　　此外，對于解決過度醫療，不能把主動權全部交給醫院和醫生，讓其用專業性為自己的行為開脫，還得走精細化的管理之路。比如，衛生主管部門可以從專業的角度，對各種病情擬定相應的診斷和治療指南，對大型器械的使用，有明確的數量限制和程序規范，以便于醫生掌握和患者監督。同時，要輔以相應的問責機制，對事實上的過度醫療應當進行查證，以便于區分出專業需要和人為因素之間的差別，在還原專業權威的同時，也要堵死醫療尋租的空間，讓心臟支架濫用現象得到根本遏制。(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