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在房價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放松調控的動作接連不斷，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城市悄悄放松了限購政策。與此同時，為了提高商品房成交量，越來越多的房企打出降價牌來促銷，甚至針對一些已購房者擔心房價進一步下滑而推出了“降價險”，以此來吸引購房者。

　　就開發商來說，作為一個市場主體，不管其動用什么樣的手段來促銷，只要不違反法律和公平競爭的市場法則，都是允許的。在政府與企業的界線越來越清晰的當下，政府其實大可不必過多干預房企的正常市場營銷。

　　倒是地方政府面對房價不斷下降的現實，其態度值得一議。本輪調控展開以后，各地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積極運用行政手段遏制房價的上漲，到目前終于初見成效。但房價的下跌在讓開發商日子不好過的同時，也對地方利益構成了威脅，按照以往的習慣，當房價出現下跌的時候，一些地方就會以影響經濟增長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放棄調控，甚至出臺刺激政策穩住房價。但是幾年來的調控已經形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在此情況下，政府再想像以往那樣出臺刺激政策已很難取得民眾支持。

　　地方政府的這種心態影響到了其施政行為。最近，濟南取消商品房限購政策，但要求“只做不說”，緊隨其后的南昌也只是“口頭傳達”取消限購。這種“只做不說”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對房價下行的焦慮，對“分類調控”的把握不準和對決策風險的擔憂，以至需要以各種動作來試探中央政府對房地產調控政策放松的底線。但是這種態度與政府施政的公開透明原則卻是相違背的。

　　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政府在微觀經濟中參與得過深，這種模式短期內能夠運用行政之手讓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但從根本上來說它扭曲了市場運行的自身規律，造成市場供應與消費的不匹配。房地產市場無疑是政府在微觀經濟中陷得過深的一個典型代表，其后果已經清楚地顯示了出來。為了遏制高房價而推出的限購措施，雖然有其合理性，但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的做法，即使是在調控處于高潮的時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今天，一方面限購政策的繼續實施已經與政府職能轉換的要求相違背，另一方面房價漲勢趨于平穩以后，已經為限購政策的退出創造了基礎條件。在“分類調控”的原則之下，對于大多數二、三線城市來說，限購政策的退出已經水到渠成，地方政府對此沒有必要遮遮掩掩。

　　退出限購，并非為了救市，而是政府職能轉換的一個基本要求。房價剛剛下跌了一點，房地產市場還遠沒有到需要政府出手相救的地步。而限購作為一項公共政策，當初推出時地方政府曾經以公開文件的形式向社會告示，那么，當今天到了需要退出的時候，地方政府也應該明確公告，這是政府行政工作的一個基本要求。那種“只做不說”或者“口頭傳達”的做法，只會造成市場秩序的混亂。當然，地方政府在理直氣壯取消限購政策的同時，還應該克服救市的沖動，特別是不能像以前那樣輕言動用公共政策，推出給購房者退稅或個貸優惠等刺激政策，推動并非為了居住需求而購房的投資投機力量卷土重來。(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