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呂梁是清代“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故鄉,當年于成龍從小知縣做到大學士,無論任職偏貧之地或是為官富庶之處,都以清廉著稱。然而,如今的呂梁卻成為山西乃至全國的腐敗重災區——今年初以來,已有6名曾在呂梁任職的副局級以上干部被調查,從通報的情況來看,他們落馬都與政商勾結有關。

　　古廉今腐,兩種極端官場生態竟然出現在同一片土地,讓人唏噓不已。王儒林赴任山西后,曾有人建議他去基層考察的第一站“最好不去呂梁”,因為呂梁“情況復雜”,但王儒林仍將呂梁當作重建山西官場生態的第一站。這充分表明了新一批晉官不回避矛盾和問題的明確態度,以及肅清腐敗的堅強決心。

　　“廉吏故里”為何成為腐敗重災區?除了因呂梁地區煤炭資源豐富,“黑金”容易讓官員腐化變質之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恐怕在于廉政文化的“斷代”。因為缺乏“廉政文化”的支撐,歪風橫行、正氣不彰逐漸成為呂梁官場的常態,廉潔奉公、勤勤懇懇的人受到冷落和排擠,謀求私利、別有用心的人反而既升官又發財,這種“逆淘汰”最容易敗壞官場生態,進而導致一個地區的整體性淪陷。

　　廉政是中國吏治文化中的一項優良傳統。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就把廉奉為立國的四大綱要之一,此后歷朝歷代都將廉政作為為官的基本準則。廉政文化首先體現為一種為官倫理,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官員要正身律己,勤于自省,開廉潔之風氣；要公私分明,不以公共資源作為自身牟利工具,不能躲在商人背后瓜分權力尋租的獲利；要勤儉節約,戒奢從簡,不鋪張浪費脫離群眾。

　　然而,從此前查出的呂梁官員貪腐案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倒在了“晉官難當”的魔咒上,而是倒在了不斷膨脹的欲望之中。“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有些呂梁官員,自上任起就有一種“撈一把”的心態。他們不關心民生疾苦,不關心呂梁的長遠發展,最關心的卻是如何在有限的任期內結交更多的商人,以便將手中的權力變現,謀取更多的非法所得。

　　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說的那樣,“廉”與“腐”,一樣的“廣”字外表下,卻有顆不一樣的“心”,貪心一動,信仰就開始動搖,底線就逐步失守。身處資源大省,誘惑必然很多,貪腐的機會也不少,很多曾經信誓旦旦要清廉為官的人,最終都在利益面前迷失了自己,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心是貪欲之起點,倡導“廉政文化”,正是要幫助官員加固思想防線,提高其自覺防腐拒變的能力。

　　倡導廉政文化是防治腐敗的一種智慧,如果官員沒有這一文化理念,就很容易丟掉為官的底線。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要求,“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王儒林亦表示,這次來呂梁,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想研究如何在呂梁、在山西落實總書記的這個重要指示。

　　一個曾經出過廉吏的地方,照理說是具備推廣“廉政文化”的基礎的。現如今,黨中央和山西的主政者都要求重建山西官場生態,在這個過程中,從歷史先賢的事跡中汲取力量,以倡導“廉政文化”為突破口,是非常現實的選擇。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正在成為現實,相信在中央和山西高層推動下,“廉政文化”有望成為扭轉呂梁官場生態的積極因素。

　　王儒林在此次調研時發現,“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墓地曾兩次被嚴重破壞。從某種程度上講,呂梁當地的政府部門和官員對廉吏不夠尊重,也是“廉政文化”缺失的一種表現。王儒林在視察后要求盡快修復于成龍墓地和故居,這實際上也是極富象征意味的一個舉動。這也是在給晉官們傳遞清晰的信號,希望他們以古為鑒,學習先賢們的廉政精神,從傳統中汲取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馮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