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裙子戴假發男扮女裝，在成都街頭擺攤賣衛生巾，為患白血病的2歲半女兒籌集醫藥費，王海林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人。他稱，10日短短一天，全國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銀行卡里匯了41萬元。然而，當女兒還在醫院治療的時候，王海林卻突然帶著巨額善款去了濟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種顧慮和安全考慮，也不愿向媒體和好心人透露后續收到的捐款數額。（10月12日《成都商報》）

　　從引起關注至今，“賣衛生巾救女”不過四天，但就是這短短數天，讓網友迅速經歷了從感動、捐贈到質疑頻繁變換的內心沖擊。尤其是，當女兒還在醫院治療的時候，王海林卻突然帶著巨額善款去了濟南，不免讓公眾隱隱擔心：這筆善款能否得到合理使用？

　　但是，僅因王海林消失在公眾視線之外便度人以惡，也有違必要的理性。不否認，王海林作為受贈者基于道義，有必要保持自身行為的透明度，以滿足接受社會監督的公益倫理。然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給公眾一個交待，也會使得公益變成一種硬邦邦的物質施舍，使得受贈者戴上道德的枷鎖，有違慈善的本義。

　　事實上，關于王海林“攜款離去”的討論，放大了公眾對慈善捐贈資金安全的隱憂，折射出社會對公益慈善受助透明度與監督的焦慮。依照現行的法律規定，王海林并沒義務向他人透露捐贈數額和如何支配這些財產，除非好心人提前表明要求受捐者必須公布使用方式才進行捐贈。并且，受贈者有顧慮和安全考慮，也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媒體充當唯一監督者的語境下，在法律無約束與道義有要求的背景下，王海林選擇“攜款離去”很容易加劇社會質疑。顯然，這對社會公益慈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個案表現出來的是網絡時代直捐的共性問題，類似的案例屢見不鮮，如上半年發生的“跨省搶孤”事件，都折射出慈善立法的滯后。對于直捐得來的善款，理應與自有財產有所區別，受助者應當將自身部分權利讓渡給社會公益，滿足公益透明的倫理訴求，并對使用做出適度合理的約束。對此，應當加快慈善立法，以確切的規則固定下來，并納入到常態的監督渠道中來，而不是總靠道義兜底和媒體關注來推進。（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