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目標提出已多年，但法律的分量其實還是有點輕。比如商人占道經營的問題，明明有法律禁止，而遇事總有那么多人站在違法者一邊。城管野蠻執法固然不對，商家占道經營就對嗎？為什么一邊倒地指責城管？這不是縱容違法嗎？又比如廣場舞擾民的問題，矛盾已經非常普遍而且尖銳，而關于噪音污染明明已有相關法律，為什么少有人依法說話而對違法者曲意衛護？一些人激動地“為老百姓說話”，好像站在弱者一方、為群眾說話就不會錯，實際上是把違法者與執法者對立了起來，是在以情害法。

　　早先在書上讀到一則寓言，說有兩撥孩子出門游玩，一撥是中國孩子，另一撥是英國孩子，兩撥孩子一開始都發生爭論，無非是去哪里、怎么玩。作出決定后，英國孩子嚴格按照決定行事，而中國孩子不久就產生分歧而分道揚鑣。法律意識在孩提時代就出現差距，不能不說是一個現實。

　　我以為，問題不在孩子，而在大人。一方面是以情害法，另一方面是違法不究。許多人都曾拿自己與在成熟法治社會的人相比較，說在法治國家里警察幾乎無所不在，即使是某家院子里草坪長得太長，鄰居也會打電話告發，警察幾分鐘就會趕到，責令這家立即改正。但在我們這里，這樣的事情會被認為小題大做、發神經。現實中，執法者缺位，拿法律當“宣傳畫”的現象也仍然存在。既然違法都有可能不付代價，法律還有什么權威？

　　最近，網上有一則新聞令人興奮。有人把公安部門告上了法庭，控告其對廣場舞噪音不聞不問，結果告贏了。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們要共同維護人人守法、執法必嚴的法治環境。

　　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依法治國問題，真的是非常及時。我常常有一種感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一套組合拳具有整頓的意味，就是在堅持不懈地抓經濟的同時，把相當一部分注意力轉向了政治和社會領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生出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如果不及時地分出一部分精力來對付它們，解決它們，就有可能釀成大麻煩。對此，我只有叫好，大聲地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