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的《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4年秋季報告》預計，今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將維持在7.3%左右，比今年春季預測下調了0.1個百分點，比上年回落0.4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在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與此同時，報告還對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進行了預測，2015年我國GDP增長速度將進一步下降至7.0%左右。

　　過去20年來中國生產率增長，主要來源于市場化改革和制度的改進，而現在這兩方面的增長潛力已逐漸消失殆盡，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確實越發突出：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收入差距擴大等。我曾在《中國憑什么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撰文中指出，同胞們在為祖國取得傲人成績歡呼雀躍的同時，不要忘了《瑞典日報》發布這些新數字實質上回避了三個重要問題：一是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來估算中國經濟的規模只是一種會計實操的權宜之計，他們最清楚不過，在技術、創新和經濟效率方面中國仍落后美國不止三十年；二是中國缺少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內部金融市場基本上因為資本管制原因對外界一律封閉，直接導致龐大規模的中國經濟體量和全球金融的影響力之間的不匹配的尷尬地位；三是中國是經濟大國但不是經濟強國，在國際金融領域鮮見中國話語權。

　　今年以來，房地產投資增速明顯下滑，但是投資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已不是提高產出的可持續方法。國家領導人也意識到，要保持過去GDP的高速增長將會越來越困難，所以政府也在積極探索新的模式，以促進經濟長遠的增長。

　　比如，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但是政府還是多次強調不會實行任何新的刺激計劃。在新一代領導集體看來，增長放緩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契機。只要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物價漲幅能控制在一定的區間內，政府就會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催生了長期的高經濟增長水平，要想調整結構，實現經濟再平衡，絕非易事。有關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國進民退。雖然李克強總理，一直強調要為民營經濟營造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但現實卻是民營經濟投資增速持續下滑，“跑路潮”涌現。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來源是國內投資。如今，房地產、重工業等已產能過剩。所以，提升國內消費者在經濟中的比重，已成為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主要手段。中國的投資增速必須連續多年下降，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才可能達到足夠高的水平，進而使消費取代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這就要求中國居民收入增速連續多年超過GDP增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有效的控制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不僅不會引發社會動蕩，而且世界的其他經濟體也樂見于此，因為比起中國高水平的經濟增速，他們更希望獲得更多來自中國市場的訂單。

　　與此同時，還需要減少對出口的過度依賴。盡管我國出口還在增長，但受生產成本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出口優勢已大不如前，因此擴大內需，激活消費拉動增長，全面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已成為現實的選擇。

　　目前，政府繼續控制影子銀行業的規模，而過熱的房地產市場仍處下滑趨勢，預計今年剩余時間及明年中國數據將繼續疲弱。中國的增長模式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政府未來還會延續調整經濟政策，為增長率放緩和宏觀經濟再平衡做好準備。可以說，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會減小經濟對環境和社會的壓力，增大轉方式調結構的操作空間和回旋余地，使未來經濟的增長變得更加穩定。

　　有不少媒體近期時常問及我：中國會不會因為經濟增長放緩，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我的答案可能性很小，經濟增速放緩已成新常態，中國經濟在2020年會到5%至6%的增速，這樣的水平明顯高于過去20年的全球和亞太區域的增長速度。如此看來，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屬于小概率事件。

　　現實告訴我們，國內房地產和信貸市場的高漲已經結束。即便經濟再平衡的過程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率略微下降，但這是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國經濟增長由兩位數高速增長變為一位數的中速增長，是理性的回歸，也是今后的常態。對此，我們需要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

　　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前三季度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突然結束了連續上漲的勢頭，未能突破市場預計的4萬億美元大關，反而環比出現下降0.1萬億美元，這或許預示著國內金融正處于積極轉型之中。隨著貿易順差占中國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在減弱，但是近來出現的投資上升情況有可能阻礙結構調整進程。

　　“新常態”作為中國高層對經濟形勢的重要定義和清醒判斷，對未來的中國經濟政策導向和走勢有著決定性的作用。當下中國在經濟結構調整上依然任重道遠，經濟增速放緩也將趨于“新常態”，新常態下，高層對經濟增速不再過分執著，看重的一定是發展質量。（作者系中國青年網特約評論員、經濟學家宋清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