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用戶不勝其煩的廣告信息有望得到根除。日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消息稱，工信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規定未經用戶許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其發送商業短信息，這一規定也將成為治理垃圾短信現象的政策依據。

　　千呼萬喚始出來，有法可治“信騷擾”。按照征求意見稿的規定，除手機短信外，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交媒體方式也都被納入管理范圍中。這說明，雖然我國立法整治“信騷擾”的速度有點遲緩，但在根治“信騷擾”方面與時俱進，值得肯定，其意義亦毋庸置疑。

　　現實語境下，有法可依不等于萬事大吉。倘若僅在“立法”層面“雷聲大”，卻在執行層面“雨點小”，甚至難落到實處，那就比“無法可依”還要戕害法治的公信力。有專家就不無憂慮地稱：“之前我國曾對電子郵件推出過類似的管理辦法，但因為執行不到位，最后淪為一紙空文，此次對短信息的管理要避免重蹈覆轍。”如何防范法律在“信騷擾”面前不再鎩羽而歸？筆者認為，關鍵在于令行禁止，敢于重拳出擊，確保“罰到痛處”。試想，新規施行后，若很快便暴露出“執行難”的現實短板，那就非但起不到治“信”之功，反會再添失“信”于民的口實。此外，作為利益攸關者，所有通信用戶能不能在合力參與整治“信騷擾”中，成為實實在在的成果分享者，亦顯得舉足輕重。

　　譬如，不妨明確規定，商業廣告未經用戶許可發送到個人通信終端上，用戶可自動獲得按次計費的經濟補償，否則就對信息發布者依法處置。至于這筆“信騷擾”補償金的來源，電信服務商要么向群發商戶預收保證金，要么先行代償；即使是那些個體的小微“信騷擾”者，現在有了預存話費這一關，同樣可以“依法”從其賬戶余額中扣款，作為對其濫發商業短信的應有懲罰。

　　值得一提的是，征求意見稿稱，“信騷擾”者可由電信管理機構依據職權責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并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對此，不少網友質疑稱，很多“信騷擾”廣告動輒上萬、數十萬地胡亂群發，其實際獲益遠超“1萬元至3萬元”，即便事后按規受罰，其效果也是“撓癢癢”。因此，若想取得罰得“刺骨”和“肉痛”的效果，不妨以“信騷擾”的范圍為處罰基準，加大違規者的風險成本，讓其“雞飛蛋打”，不敢以身試法。如此，方能用法律利刃斬斷垃圾短信息市場背后的巨大利益鏈條，還公眾一片凈土。（司馬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