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學生意外死亡事件呈多發趨勢，由此產生的巨額賠付往往令高校難以承受。因此，廣東省有22名省政協委員聯名提議，由教育主管部門出面牽頭成立處理應急事件的組織機構，負責大學生意外死亡事件的處置。由地方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門出臺相關文件，制訂大學生意外死亡的賠償金標準，以免死亡學生家屬提出不切實際的巨額賠償要求。廣東省教育廳在回復該提案時明確表示，應該由各學校自主處理此類事件，更將征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案例，編印成冊供各高校參考。

　　應該肯定，廣東省教育廳的回復合理、到位。政府早就不是以前那種大包大攬的政府，政府部門也要依法行政。對于此類事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有責任關注，并督促各涉事學校妥善解決。但決不能越俎代庖，親自操刀去處理。原因很簡單，這不是他們的法定職權。如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真的成立機構來處理，必然會侵害到各高校的權利，因為高校有獨立法人資格，是處理這一類事務的法定主體，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來處理，高校的位置往哪里擺？

　　相比起教育廳，這些政協委員的法治意識似乎還有待提高。大學一直都在努力爭取擴大自主辦學權，但權利和義務總是相對應的，自主辦學權在逐漸擴大，那么高校應當勇敢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推諉。大學生意外死亡是一場悲劇，誰也不希望發生，但既然發生了，高校就要面對，同家屬協商，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在這里，我覺得這些省政協委員的出發點本身就有問題，每個非正常死亡的大學生，具體情況都不一樣，憑什么斷定學校就不應該進行“巨額賠償”呢？如果確屬學校的責任，該“巨額”還得“巨額”。

　　當然，事實證明，家屬不講道理，漫天要價，要求學校承擔非分內責任的現象，也的確比較普遍。面對這種情況，各高校要做的，除了耐心地協調，還應當尋求在司法途徑解決，而不是向上級行政主管部門求助。我揣測，這些政協委員的心態，大約是覺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是“自家人”，處理結果大約總是有利于高校的。而走司法途徑，一是結果難料，二是有可能影響學校的形象。因此最終還是傾向于“找領導”、“找上級”、“找紅頭文件”。但司法解決，終究是公正的途徑，這種公平是對于雙方當事人的，而不是偏向于其中一方。在法治社會的建設中，在法治觀念的培養中，高校應當走在社會前面，依法治校，依法解決各種問題和糾紛，而不是拖法治社會建設的后腿。

　　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這件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是無能為力的，實際上，在防范方面，大有可為。非正常死亡的大學生，很多是自殺的，而自殺多是出于心理原因。這反映出高校心理教育、心理咨詢和心理矯正方面工作的薄弱。如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能在這方面多做些工作，在人力、財力等多方面加強高校的心理教育等工作，高校非正常死亡的學生人數，一定能夠有明顯的下降。（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