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濱海新區危化品大爆炸強烈震動了中國社會，當天津市在中央的幫助下全力救援之際，整個輿論場圍繞災難形成大討論，無數人參與其中。

　　對消防人員英勇犧牲和天津市民志愿參與救援的稱贊與對災難原因和救援不利的質疑、挖苦混合在一起，后一種聲音經互聯網傳播顯得更加醒目、突出。天津市是在重重壓力之下開展救援，度過災難后第一天的。

　　天津市政府理應承擔這份壓力。發生如此重大災難，救援過程又出現消防隊員的慘重犧牲，公眾在同情、支持天津市的同時，也會對必然存在的人為原因有所抱怨。互聯網時代，出了重大事故后投身救災的一方常常要在尖刻的輿論環境中工作，那種英雄史詩般的救災氛圍已難重現。

　　現實已然如此，然而一些輿論對事發地救災團隊第一時間的鞭笞真在道德上很炫、很高尚嗎？這也未必。

　　每起工業災難發生，必有失職者。所以事后的調查和追責如今已成災難處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昨天是大爆炸發生的第一天，一些明火尚未撲滅，救治傷員是當務之急，可以想象天津及國家相關救災部門的工作是多么緊迫，多么需要眾志成城。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些人把種種質疑像機關炮一樣連發射向救災者。

　　媒體這時候應當向公眾提供盡可能多的事實，這些事實應以官方的提供為基礎，輔助以媒體獨立和主動的發現。當有些媒體人或輿論領袖作為“質疑的力量”參與到救災之中來時，其建設性就值得他們自己認真審視了。

　　比如個別人在災難之初集中提出一連串質問，做出拷問救災力量的姿態，其效果就是不好的。這樣的拷問引導了公眾對救災力量的不信任，在后者最需要鼓勵和支持的時候，把公眾與他們從精神上隔開。

　　昨天很多質疑都針對了消防隊員的大量犧牲，宣揚或暗示在當時情況下派他們去現場是非專業和錯誤的指揮。其實這種第一時間的斷言才真正是不專業的。大量消防人員犧牲肯定是救災中的悲劇，但對此總結決非個人、尤其是一個普通鍵盤俠有能力做出的。“9·11”雙子塔的突然倒塌埋葬了數百救援者，難道美國人應當在第一時間質疑為何不及時撤出救援隊伍嗎？

　　出了這么大的事，天津市和國家會從中汲取的教訓一定會很多很多，在火還沒滅、傷員還在痛苦呻吟時，把這些深層次、專業且系統的問題當成口號反復在大眾媒體上呼喊，這是嚴肅的態度嗎？我們真的應當在如此緊迫的時候，針對一個已被災難證明的缺陷，從遠處揪著身上是血、眼里是淚的天津市的耳朵指給他們看嗎？

　　在存在刻意隱瞞的世界里，敢于質疑是一種勇氣和尊嚴。在一個被攝像頭和種種公開信息包圍了的災難事件中，克制競賽質疑的速度和尖銳，給救災團隊一點整理信息的時間，讓他們先干完最緊急的事，也許是一份豁達和智慧。

　　我們知道，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上不分時間場合對象地熱衷質疑，有其客觀成因。一些地方和部門在危機關頭不善于與輿論互動，喜歡“低調報道”，是這類問題頻繁出現的根源之一。因此走出這一長期困境需要雙向努力，官方和民間都需承擔各自的責任。

　　我們生活在統一的文化環境中，或許每一個人都有必要避免認為自己高尚，有智慧，而他質疑、批評的某個群體又懶又笨，他們的公開行為受不合邏輯的思維方式支配。無論官員還是互聯網上的批判者，都應避免掉入這樣的思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