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搶紅包”很多人喜歡玩，老師因為上課給學生發微信紅包，是個稀罕事。這個好潮很好玩的事情發生在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發微信紅包的老師是學院實訓中心主任焦世奇。因為焦老師的“新招”，他的課學生沒有一個翹課，課堂氣氛活躍。來上課的會收到紅包，除了這個，考試有進步的、上課認真的同學，也會收到紅包。而且，他的班級，師生關系好到爆表。

　　隨著微信紅包深度嵌入日常場景，其注定會經歷一個“功能擴張”的過程。在最新的案例中，微信紅包被描述成“防止學生翹課”的利器。之于此，相關新聞報道繪聲繪色，幾乎讓人不信都不行……的確，在此事中輿論籠統化的敘事模式，與生俱來充斥著一種沖突性與荒誕感，因而很快就引發了廣泛關注。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追問的是，事件原本的模樣，是否當真如此？所謂“紅包防翹課”一說，有無一絲牽強？

　　據說，在焦老師的課堂上，“來上課的學生都會收到紅包”，而且“他的課沒有一個人翹課”。可是問題在于，并無任何證據表明，上述兩個事實之間具有明顯的因果聯系——“兩個事件先后發生，于是就認定，一個事物是造成另一個事物的原因”，這是極為常見的邏輯謬誤；再者說，由于缺乏對比數據，我們實則并不知道，“發紅包”是否明顯增加了學生的出勤率！然而，上述種種疑問，在“發紅包防翹課”這一戲劇化的概括下，都被有意無意忽略了。

　　簡單化、戲劇化的表述，總能在最大程度上激起爭議。于是乎，在評價此事時，不少人憂心忡忡擔心“此舉會否導致學生變功利？”諸如此類的質疑，看似不無道理，其實是有些“想太多了”。要知道，所謂“微信紅包”金額往往微不足道，與其說它能夠產生經濟激勵，不如說是扮演了“社交觸媒”的角色。以“紅包”為媒介，一連串的人際互動得以發生，原本弱化的人際聯結得到強化。顯然，這種作用，對于越發疏遠的高校師生來說，尤其重要。

　　焦老師說，發紅包好玩熱鬧，班級氣氛變得更好。所有這一切，當然不是金錢換得，而是由于“發紅包”的行為，象征了老師的一種善意努力。也即，意圖與學生拉近關系、變成學生們的朋友，或者至少成為學生們的“熟人”。這并不是說，“發微信紅包”就能成為朋友，而是說“發微信紅包”意味著一種朋友式的社交方式。對于這種潛移默化的信號，學生們當然能夠接受和回應。可以說，師生關系的熟絡，根本無關經濟利益，而在于老師能夠主動調整姿態。

　　認定“發紅包能防翹課”，并擔憂學生因此功利化，不僅誤解了“微信紅包”的游戲規則，也誤讀了如今微妙的師生關系。現狀是，不少高校的教師與學生日漸疏離，但是都還有拉近彼此聯系的渴望。要打破這種若即若離的局面，無疑需要多一點耐心和技巧。于此，“微信紅包”只是提供了一個思路，我們絕不能將之狹隘理解成“用錢改善關系”，而應該看到更深層次的一面，那就是：要盡一切可能，制造師生間非正式交流的契機，創造師生輕松化相處的場景。

　　“發不發紅包”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教師與學生的“朋友圈”、“人際圈”要能夠真正打通。（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