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官員的吃喝行為，除了政紀處分外，還可以從多方面入手，但與“財物”相比，將“吃喝”納入“不正當好處”更容易被社會所接受。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報道，近日，天津市紀委查處了天津市委委員、天津市醫藥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張建津（正局級）嚴重違紀案件。

　　張建津被“雙開”的主要理由是吃喝問題。例如，他常常以商務接待為名，組織和接受公款宴請，每餐除了高檔菜肴必點，茅臺、五糧液、特供保健酒必上。有時叮囑他人把茅臺酒倒入礦泉水瓶，再擺上酒桌，有時則是躲到下屬單位會議室，請來名廚做菜大吃大喝。此外，在出國（境）考察期間，其仍不忘接受商人的宴請，甚至讓陪同的私企老板為其舉辦“生日PARTY”，一餐花費高達上萬歐元。

　　官員因吃喝受處分早已不是什么新聞。多年來，官員吃喝風盛行，最多也是被當做違紀定性處理。所以，只要是吃點喝點，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如同只要不收錢，就談不上違法犯罪。正是因此，近幾年來，即使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反腐形勢如此嚴峻，一些官員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和欲望。可以說，這些官員有今天這樣的結果，首先是長期以來根本不把大吃大喝當回事的慣性使然。

　　其實，反對官員大吃大喝并不是今天才強調的。前些年，就有人把公款吃喝等納入鋪張浪費的范疇，建議設立浪費罪，以追究刑事責任。但正如將“性賄賂”入罪難以界定性賄賂自身的涵義與尺度一樣，吃喝多少算是浪費犯罪也不好把握。對此，不是公款吃喝的浪費又怎么辦？其實，歸根到底，治理官員吃喝還是為了約束官員廉潔從政，并不在于吃喝本身。如果吃喝不與官員的職務行為相聯系，強調謙抑性的刑法顯然是不宜介入的。問題是，如果吃喝與官員的職務行為明顯相關，如有的是拉攏腐蝕，有的是投桃報李，那如何處置就值得思考。

　　就拿張建津違紀案來說，其吃喝大致可區分為兩種情況，一是有求于他的商人老板請客，二是自己組織吃喝，并做假賬報銷。無論哪種情況，它們都侵犯了公務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且也屬于“利用職務之便”。將這種行為與受賄相比，尤其是第一種行為，二者的對象實際上也是一致的，即都是財物，只不過受賄犯罪收受的對象是官員個人占有財物，而吃喝的對象則是數人（包括行賄人）共同的消費。可見，二者本質也是相近的，只不過吃喝官員之所得與一般的受賄罪有所區別而已。加上傳統觀念上的障礙，導致吃喝的數額再大也不被認為是犯罪。不過，站在請官員吃喝者的角度看，其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官員提供吃喝的行為，與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賄性質沒有質的區別。

　　如此一來，治理官員的吃喝行為，除了政紀處分外，還可以從多方面入手，其一，對于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宴請官員的行為，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可以考慮以行賄罪追責。其二，對于公款吃喝的，一律責令有關官員退賠全部費用。如果在入賬報銷過程中有貪污行為的，還要追究貪污罪的責任。其三，從長遠來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賄賂犯罪的對象是“不正當好處”，這可以作為我們打擊腐敗犯罪的借鑒。顯然，與“財物”相比，將“吃喝”納入“不正當好處”更容易被社會所接受。（金澤剛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