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種新藥進入市場過程中，會有幾個關鍵的環節構成一個完整的利益鏈條。那就是從醫藥企業——臨床試驗代理機構（中介）——試驗基地（醫院）。一些招募“中介”為了推動試驗盡快進行拿到招募費，出現種種違規違法行為。其從業人員也良莠不齊，默許或者主動幫受試者作假。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在試藥這個灰色鏈條中，受試者、中介、醫院、藥廠，每一環“都可能是造假者”。（12月19日《新京報》）

　　眾所周知，臨床試驗數據是否嚴謹可靠，是藥品上市前關鍵的守門環節。可是，如果藥品的試驗數據可隨意造假，那這個環節就是虛置的，藥品上市就會存在極大的隱患。此種數據造假的危害，比單純的假藥生產更可怕。因為它說明，整個“試藥”產業鏈條存在不正常的利益流動。

　　剖析這條利益鏈條，我們可以發現，受試者、中介、醫院、藥廠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共同利益。對于藥廠而言，只有臨床試驗獲得成功，藥品才能正式上市獲利，并且，越早上市利潤越高。對于中介而言，它是按單收費，其造假數據做得越漂亮，造假的神通越廣大，得到的報酬也就越多。對于醫院而言，它要從藥企那里獲得試驗經費，難免出現和藥企串通的情況。并且，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益，醫院還可能會控制試驗成本。而對于試藥者而言，他們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越有造假現象存在，他們在這行才越好混，并且收入越高。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臨床試驗機構數量供不應求，并且有資質的臨床試驗機構大多在知名大醫院。這些大醫院，有經驗的試驗醫生原本就是稀缺的醫療資源，是診療大忙人，他們能花在藥品試驗上的時間是有限的。要驗證的藥品多，機構少，專業資深的人員不足，如此也就很難保證臨床試驗的質量。

　　我們知道，資本具有天然的逐利屬性，藥企也不例外。而藥品是否合格，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概念，它需要專業知識進行判斷，更需要權威說法。因此，我認為，國家不妨將試藥環節視為一種公共服務，建立系統的人才體系和機制去保障藥品的安全。畢竟，藥物進行臨床試驗，是新藥審批的必備條件，事關國計民生。如此重要的環節，理應受到重視并謹慎對待。國家不妨成立專門的政府機構和部門去主管這個環節，或者在這個環節實行事業化管理。這樣不僅能夠明確試藥者的標準，提高檢驗的門檻，進一步明確監管主體責任，還有利于整合資源，建立統一的數據平臺，利用互聯網的圍觀優勢，促進數據監管的陽光化，解決“關門審批”問題，避免社會猜忌恐慌。

　　事實上，試藥造假并非新聞，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也已對此進行過嚴厲打擊。嚴打是必要的，但要徹底解決問題，還需從機制上堵漏。法網恢恢，發現試藥產業鏈的問題應該只是個開頭，我們更要徹底鏟除病象生存的土壤。（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