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世濟民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底色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學術資源尤其是經世濟民、經國濟世等富民富國思想，是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底色。

　　以民為本的國家觀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影響至今不絕。古人說：“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尚書》中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國家治理觀。作為一種政治智慧和治國理念，民惟邦本的國家觀核心是要求國家依靠人民，把人民視為國家盛衰的命脈，政府執政要取信于民、關心民心向背，經濟發展要依靠民心民力。

　　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富國裕民傳統就起源于中國。《管子》開篇“牧民”認為，治國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充實國庫，滿足民眾物質、精神兩方面的需要，主張治國理財要厚生、富民，其中涉及分工、市場、財政、貨幣、貿易、價格等方面的內容，以現代經濟學理論來看也是相當精辟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張重農富民、以民為本，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認為自己的《經濟表》就是根據儒家經典寫作而成。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類似于自由市場的理論和“善因論”被認為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淵源之一。《史記·平準書》被馬克斯·韋伯認為是典型的“中國王室財政學”，也是保存下來的“中國國民經濟學的最古老文獻”。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古代成就值得深入挖掘

　　16世紀以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和科技強國。與此對應，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至少出現了兩次高潮，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發展的策源地。

　　第一次高潮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是我國政治結構、所有制結構和社會結構大變革的時代，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涌現了一批偉大的學問家，他們對社會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的深入研究，對世界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影響。以管子、李悝、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學派和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已經有了較為系統的關于國富民富的思想。在經濟價值論上，管仲和孔子都提出價值創造來源于人力和土地，其中人力是關鍵。《管子·八觀》說：“民非榖不食，榖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作，毋以致財，天之所生，生于用力。”《管子·牧民》說：“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即怕的是沒有人能使人民分工從事專業化的生產和管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在《大學》中明確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在經濟分配論上，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題，《論語》中明確地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管子》中說：“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這個從生財和用財的角度講“取之有度、用之有止”的國家治理邏輯，清晰易懂，寥寥數語，令人折服。《管子》提出的“輕重論”中發現了商品與貨幣的供求影響價格的規律，體現了貨幣數量論的基本要義。這些古代思想家的理論精華，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養分。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兩宋時期。我國漢唐形成的物質基礎、技術基礎和思想革命到宋代結出碩果。宋代工商業首次超過農業成為國家稅收的主體，水力機械革命、海上商業革命、印刷文化傳播革命、紙幣發明引致貨幣革命等導致工商業經濟和城市大發展，進而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面貌和狀態。學術方面，以現代經濟學來審視，當時也產生并發展了大量有關市場經濟理論、貨幣理論、財政理論與經濟倫理學的思想。比如蘇洵、蘇軾、蘇轍和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派偏重功利。葉適倡導言利，承認人心逐利的正當性，主張從人們的利益關系認識社會。葉適還提出了“適度人口論”“四民平等論”“劣幣驅逐良幣論”等。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學派偏重性理，認為人們追求利益要建立在道德規范的基礎之上，應規制人們過分的欲望。兩派的理論爭論推動了人類對欲望、功利、理性、道德和商業倫理的認識。此外，由《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及續集構成的“十通”財經文獻，既是經濟史專著，也是經濟制度學專著。這些原創的中國經濟學理論和文獻，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得天獨厚的養分。

　　（作者：林光彬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