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間有自診自療疾病的傳統，有些做法可能也管用，但隨意對待疾病的現象也很普遍，尤其對癌癥等難治疾病，更是在“死馬當做活馬醫”等心理驅使下，經常出現一些自創的治療手段。自制藥物救母雖然很勵志，其實也很冒失，即使偶有效果也不值得提倡。

　　2011年母親罹患癌癥，走遍了多家醫院，醫院下了病危通知，25歲的遼寧小伙敖寧決心“賭一把”，他上網查閱論文，調取資料，買藥品原材料，自己制藥給母親治病……他奇跡般地兩次將身臨險境的母親救了回來，但與此同時，母親也因藥物反應而雙眼失明。

　　這個兒子自配抗癌藥救母的故事，不僅極富傳奇性，而且從孝道的角度看也非常感人。但不能不說，這種自配抗癌藥救人又蘊含著很大的風險和副作用，即便取得一定的成功，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僥幸成分，并沒有太大的可效仿價值。敖寧自己也承認，用藥面臨很大風險，“我并不推崇這樣的方法，實在是無路可走了”。

　　而在法律層面，這種自配抗癌藥，同樣也面臨明顯的法律風險，很可能涉嫌違法。如要自配抗癌藥，就須先買原料藥，而依據現行法律，未經批準使用的原料藥，應認定為“假藥”——《藥品管理法》規定，禁止生產（包括配制）、銷售假藥，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準文號而未取得批準文號的原料藥生產的，按假藥論處。

　　一方面，“自配抗癌藥救母”的故事感人至深，在倫理親情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這種自配藥做法不具有太大的可行性，而且蘊含著各種不測的風險。如此矛盾的現實，究竟見證、折射了醫藥領域怎樣的尷尬困境？

　　首先我們看到，我國藥品生產企業研發能力和投入嚴重不足，導致像針對癌癥這樣的大病療效好的原創藥品十分匱乏。統計顯示，我國目前有4700家制藥企業，絕大多數企業小而散，基本不具有研發能力，中國仿制藥比例高達96%。2013年，全球前十強藥企的研發投入占銷售額的比例達到17.8%，而國內前十強藥企研發投入僅為銷售額的1%，兩者差距十分明顯。

　　其次，無論國內新藥，還是國外進口新藥，目前我國都存在審批過程過于漫長，“等不起”的尷尬困境。醫藥專家介紹，新藥審批在美國需要20個月左右，在日本需要21個月，我國的新藥審評審批速度太慢，一個藥批下來往往需要5年到10年。而受制于這種漫長的審批，無論國內新藥的研發，還是國外新藥的進口，都面臨著很大的阻滯。

　　再次，面對許多療效好而價格十分昂貴的國外新藥，不少患者也面臨著無法報銷、“吃不起”的尷尬。我國醫保報銷目錄上“按價限藥”執行很嚴，很多療效較好的貴重藥、進口藥都不能報銷。這種背景下，患者因無法報銷而“吃不起”，但為了救命而“賭一把”式自配抗癌藥現象就在所難免，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示范效應。

　　自配抗癌藥更大的風險，還在于示范了一種對待疾病的隨意態度。我國民間有自診自療疾病的傳統，有些做法可能也管用，但隨意對待疾病的現象也很普遍，尤其對癌癥等難治疾病，更是在“死馬當做活馬醫”等心理驅使下，經常出現一些自創的治療手段，比如服用各種未經證實的偏方、暴曬或火烤癌細胞、服用毒性很強的藥物來“以毒攻毒”等。這些做法與自制藥品治癌一樣，都是隨意對待疾病的行為。

　　法治社會，自診自療也應納入約束和監管。假如自診自療局限在合法合理的范圍，通過食療或經典的民間療法等方式來實施，這樣的自主權理應得到尊重。但自診自療若超出了一定的范圍，不僅性質會發生改變，風險也會陡增。自配抗癌藥救母就超出了這個范疇，屬于濫用診療自主權，這樣“賭一把”，自制藥物救母雖然很勵志，其實也很冒失，即使偶有效果也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