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與貨幣濫發惡魔揮之不去
16世紀英國的那位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如若在天有靈,肯定會震驚于今天國家和政府的規模及力量,已遠遠超出他對那個一手執劍一手執杖的巨人或怪物----“利維坦”----的想像。更不用說,晚他一個世紀的亞當.斯密了。就連20世紀對市場經濟有著堅定信仰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學派,恐怕也想不到政府擴張得如此迅速,以至他們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如同柏拉圖的“理想王國”,越來越成了遙不可及的天邊彩虹。
僅從國債規模在過去二十年的增長,就可看到霍布斯的“利維坦”是如何瘋長的。
1992年,在我剛到中國財政部國債司從事債務管理工作時,全球最發達的美國國債余額限額也就是3萬億美元。然而沒過幾年,克林頓政府和國會就因為要不要將國債限額提高到5萬億美元,而發生了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聯邦政府不得不關門的情況。15年后的2011年,再次面臨法定國債限額在14.3萬億美元基礎上是否允許提高,而差一點又使聯邦政府關門。不到二十年時間,美國國債法定規模就翻了5—6倍。
中國作為過去三十多年經濟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國債余額尚不足1000億元,到2010年就達到了7萬多億元,二十年間增長了70多倍。
以上數據還不包括兩個國家各級地方政府和政府性機構的負債。如果綜合計算,政府債務規模更是大到令人匝舌。全球其他經濟體的情況基本雷同。即使以相對指標計算,比如債務余額同GDP比率,結果一樣。債務規模當然能夠說明政府的擴張。
巨額借債的確支撐起了不斷擴大的政府支出能力,使國家力量有條件滲入到各個角落,也支撐起了越來越龐大的政府。無論是出于政客的“好心”,還是對選民的故意“取悅”,其實都是為了政客自己的選票,以及日益固化的政府性集團既得利益的維持和增進。
不排除公債對經濟增長的一定作用。但過快過量的負債,不管是債務人是政府還是私人,都不可持續,最終會危及經濟秩序和增長,加重全體民眾的負擔。這在拉美國家上個世紀的債務危機,美國白宮與國會間圍繞國債限額的爭斗,尤其是白宮以政府關門相脅迫,已經得到體現。
體現更明顯和痛苦的,是歐洲已經爆發并尚在漫延的主權債務危機。作為人類文明最早奠基者之一的希臘,城邦制國家的繁榮和輝煌,開啟了人類公共生活的一種先進方式。但時至今日,那些仍然飄蕩在雅典上空和整個人類精神世界上空的古希臘先哲諸神們,看到因無度借債開支而陷入破產境地的后世國度,主權信用評級已被降到垃圾層次的CCC級,不知作何感想。毫無疑問,對于后世如此遠離他們的“節制理念”,搖頭嘆息甚至憤怒是肯定的。當然,令他們大失所望的,遠不止奧林匹克山周圍的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