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元貶值歷史看“人民幣四連跌”

　　繼上周三、周四和周五（12月2日）三個交易日觸及跌停后，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本周一（12月5日）盤中再度觸及交易區間下限。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在即期交易市場已經連續四個交易日觸及跌停。多位外匯交易員分析表示，現在市場買入美元的情況非常普遍。（《羊城晚報》12月6日）

　　與不久前公布的外匯占款數據四年首現負增長的現象相印證，人民幣近日的屢次觸及跌停板表明，外資看空中國的恐慌情緒正在蔓延。在過去近十年時間里，人民幣逐步的升值過程，對應的是我國經濟基本面、出口以及房地產價格的高速增長。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放緩的趨勢，而房地產調控觸發了資本流出，再加上歐債危機的影響，使得貿易順差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力量也在減弱，正是在這些因素下，人民幣匯率貶值風險正在加大。

　　在現代經濟中，貨幣作為一種資產，其價值不僅取決于它的實際購買力，也取決于對它的未來預期收益。從表面上看，“人民幣四連跌”及其背后的“外資看空中國”，在于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成長的信心喪失，但是，其根本原因，則是對我國未來經濟甚至政治結構改革的擔憂。當前，以房地產來推動經濟增長已難預期，在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以及外部形勢很不樂觀的狀況下，出口導向型經濟也逐漸失去了足夠的拉動力。未來我國依靠什么來保持經濟活力？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有一名委員曾指出，在應對危機、避免經濟硬著陸方面，中國手上還有很多牌，“最大一張牌是改革”，改革本身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就業和機會。這話說得很有道理，但關鍵的問題是，改革是一項風險型的決策。改革越往縱深推進，其難度就越大。用清華大學李楯教授的話來說，改革已經把好改的都改了，現在只剩一堆骨頭。改革者也是理性者，大多數并不愿意去碰這塊“硬骨頭”，而更習慣于用發展去掩蓋已有的矛盾，用增量去調整現有的利益格局。當增量式改革越來越難以為繼，做大“蛋糕”面臨瓶頸的時候，怎么公平地分配就提上了議程。

　　日本在上世紀末以來，日元也面臨貶值的壓力。究其原因，是日本泡沫危機以后的經濟低迷，但其根源，則在于日本政治、經濟的二元結構。麥肯錫(Mckinsey)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工業最優秀部分其生產率高于國際競爭者20%，但這些行業僅占GDP的10%，而占GDP90%的非出口部門(主要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國內制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率水平要比美國的同行低63%。這種二元經濟現象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在非出口部門國會議員的干預下，銀行部門貸款主要向效率低下的國內制造業和服務業傾斜。

　　在蛋糕能夠做大的增量式經濟發展中，這一問題并沒有立刻凸顯出來。但伴隨日元匯率的提高，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受挫，這種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就成了一根“難啃的骨頭”。但顯然，放開非出口部門的保護勢必損害某些部門的利益。形勢的不容樂觀作用于市場上，直接降低了投資者對于日本經濟未來的信心，日元貶值就順理成章。

　　目前，我國經濟同樣面臨一個二元式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比如，廣大中小民營企業為出口、就業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是，不管在市場準入、稅收還是在金融資源的獲得上，都面臨各種擠壓；而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則不僅能夠憑借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還可以優先獲取金融資源，享受政府各種補貼。資源配置的不公平、低效率及其背后的腐敗成本，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最大阻力，也是今天“外資看空中國”根源。正如《2006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所指出的，公平在解釋發展過程和制定政策方面都居于中心地位，“從長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根本”。　（作者是經濟學博士、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