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中國自殺問題

　　今年以來，深圳富士康已經發生了9連跳，這讓這個擁有30多萬人的超級大廠連續處于媒體的風口浪尖。平心而論，絕大多數媒體并沒有將發生連續自殺的責任歸因于富士康，而是更突出新一代農民工的生存現狀。我只是擔心，媒體對富士康連續自殺案的關注，甚至由此而生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關注，都有可能模糊自殺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焦點。

　　中國的自殺問題一直都被嚴重低估。媒體報道中引用心理學家的數據稱，中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12人死于自殺。即使從這一數據出發，富士康今年以來的連續自殺事件都是低于全國平均數的——除非在未來的半年里，這個數據累加到36人，才勉強追上全國的平均數據。

　　我不知道專家的數據是從何而來。現實是，1999年以后，中國再沒有過官方公布的自殺死亡率數據。現有的WHO數據中，依然是1999年衛生部所公布的中國人死因調查中的數據，而這個死亡率為男性每10萬人自殺率13.0，女性14.8，平均13.9。香港的數據為2006年15.2（直覺上，我不相信中國大陸的自殺率會低于香港）。韓國2006年的自殺死亡率為21.9，日本2007年為24.4。

　　不過，在2000年，另一個學術會議中，前衛生部部長殷大奎則承認，中國在1995-1999年之間的平均自殺死亡率為22人/10萬人。這一數據遠遠高于衛生部提交給WHO的年度報告數據。

　　與韓國日本香港這些發達社會不同，中國并沒有一個普遍覆蓋的公民死因統計系統。因此，任何自殺死亡率數據，都來自于兩個抽樣系統，一個是衛生部主管的死亡登記系統，覆蓋人口大約為1億，另一個為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疾病監測點（DSP)的抽樣網絡，大概覆蓋人口1000萬。

　　而中國提交給WHO的平均13.9的數據，正是來自于這兩個統計系統的調查。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抽樣系統覆蓋的城市人口數量都遠遠高于中國的實際情況。WHO在注釋中注明，這一數據的樣本，來自于21個省，36個市，85個縣——57%為城市人口，而同期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22%。

　　同時，基層的采樣數據中，所謂城市死亡率統計，來自于省會、直轄市、地級市等傳統意義上的“城市”的衛生部門，而農村統計人口則來自于縣城、鎮的衛生所——亦即，農村人口在統計上再一次被低估。

　　國際組織GBD（Global Burden of Disease)對這些數據進行矯正以后，認為中國1990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0.3，而WHO則在1998年用同樣的方法矯正了中國數據的偏差以后，提出中國當年的自殺死亡率為32.9%。根據2002年《柳葉刀》雜志上的一篇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的文章，同時根據兩個抽樣調查體系的數據，用人口數據進行調整后，得到的死亡率為22.6——頗為接近殷大奎所承認的數據。這一數據，也讓中國與韓國、日本等地的自殺死亡率更為接近，除了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外，東亞一直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地區。

　　最近10年，有關中國人自殺死亡率的數據再沒有任何更詳細的數據和更深入的研究。盡管有理由相信，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的自殺率有下降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最近這十年，恰恰也是中國社會大分化的10年，無論是基尼系數的不斷增長，城市/農村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甚至城市化率的減慢，出生率的進一步下降等原因，都有可能促使中國的自殺率進一步上升。

　　通過研究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本身的特點，有助于我們理解，在這一奇高的死亡率背后，到底是怎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

　　首先，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死亡率高于男性自殺死亡率的國家。主要西方國家，甚至包括日本，其男性的自殺死亡率都在女性的一倍以上。而中國是女性高于男性25%。

　　第二，中國農村的自殺死亡率數據是城市的2-3倍。

　　第三，中國的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還是根據《柳葉刀》的文章顯示，中國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率為68人/10萬人。

　　第四，中國自殺死亡事件中，最后被認定有精神疾病的數目僅為62%，而國際數據則顯示一般情況下，90%自殺身亡的人有精神疾病——這也是國際精神醫學界對中國自殺死亡率數據最大的質疑。

　　沒有公認的理論解釋中國自殺率數據中這四個獨一無二的特點。但我相信，這其中，中國本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起重要作用。

　　以55歲以上人口的高自殺率為例，根據2005年發表在中國《臨床精神醫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調查了全國23個疾病監測點的數據以后，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案例中，59.2%與患急重病或受傷相關，34.5%與經濟困難有關。

　　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國的社保醫療體系僅覆蓋人口極小的一部分，這一數據背后所隱藏的真實令人難以想象——老年人為了不給家庭和親人添加負擔，在身患重病以后自殺。

　　而婦女和農村的高自殺率，似乎都可歸因于農村年輕婦女的高自殺率——中國城市的男性自殺率高于女性，而老齡男子的自殺率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高于女性。

　　可以與當代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形成對比的是，早在上個世紀2，30年代，婦女自殺就成為了上海灘最關注的社會話題之一。1929年到1934年間，上海市每年的自殺事件都在2000起左右（考慮到當時上海市人口僅為400萬，這一數據背后的死亡率也相當驚人），被上海市政府認為是“當前最嚴重之社會問題”。而女性“在自殺方面更顯出可驚的狀態！”

　　根據《上海市市政報告（1932-1934）》 30年代上海市政府調查發現“女子十九無業家居”，于是“事實上目前的女子，確是個個以嫁人為其唯一職業”，“家庭婦女成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所扮演的主要社會角色。”女性因為無職業，其經濟地位往往決定了她們仍是屬于丈夫們的財產，在經濟上依附丈夫，人格上也就不能真正的獨立。“婦女仍處在被人卑視的地位” ，因而在夫妻糾紛中，女性總是處于劣勢。

　　這一情況，放到當代的中國農村，幾乎依然適用。而這其中唯一的變量是，越來越多的農村男性進城打工，而女性，依然較難在城市中立足。而留守女性的大量增加，實際上進一步加強了農村女性的弱勢地位。

　　中國自殺死亡案例中精神疾病患者大大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可能也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落后的醫療保障水平，使得沖動性自殺行為根本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國際經驗表明，每一個自殺的背后，大約有10-20例嘗試自殺失敗的案例，只要醫療救治體系的一點點偏差，就會使得自殺死亡率大幅增加。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城市自殺死亡率大大低于農村，這可能僅僅是因為，城市擁有更好的醫療體系和基礎設施。

　　回到一開始所談到的富士康，2007年，我曾經去過東莞、深圳等地的大型外貿企業采訪，與當地的民工維權律師們多有接觸。無論如何，相比起凋敝的農村，東莞和深圳對青年人來說是更適合生存和發展的場所，而由于跨國企業受限于母國人權保護法案，對富士康之類的大廠多有限制，富士康的勞動者權益狀況幾乎可以說是東莞深圳等地外貿企業中最好的了。

　　有理由相信，處在城市，幾乎完全由年輕人組成的跨國企業富士康，無論相比于其農村老家老齡人和留守婦女，還是相比于其他處于同樣農民工地位的年輕人，自殺死亡率都只會更低。

　　因為媒體管制的存在，一家中國中部農村縣城的當地報紙不可能如1920-30年代的申報一樣，把每一個悲慘的自殺故事都詳細報道，以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從而引起執政當局對自殺話題的重視。（就如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開始認識到自殺問題的嚴重性一樣），這并不意味著我支持或者反對這樣的報道，但我相信，一個正常的媒體環境中，必然會有這種性質的本地小報存在。

　　但是，卻會有一家都市報將富士康接連發生的命案當作這一時代的某種特征，跨國企業，臺灣老板，低收入階層，所有這些新聞性因素都使得富士康不得不成為某種程度的“靶子”。對富士康的連續報道，使得人們幾乎忘記了這一事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在富士康這樣的正規外企工作，幾乎是他們人生所能遇到的最佳選擇了。在我采訪到的農民工二代中，進入大型外企工作，幾乎是所有孩子們的人生夢想。

　　退一萬步說，富士康因為30萬人的巨大規模而持續發生跳樓案，成為媒體的眾矢之的。但如果沒有中國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沒有城鄉二元之間的巨大差異，沒有中國特色的戶口制度，沒有中國特色的對勞工權利的漠視，是否可能出現這種一家工廠擁有30萬人的情況呢？是否可能出現這種資方的嚴格管理壓倒勞方的任何訴求，把泰羅制貫徹發揮到人類歷史巔峰的生產組織形式呢？

　　順帶說一句，美國康奈爾大學今年連續6人自殺，這或許告訴我們，自殺的心理傳染是個多么重要的問題，不過，這將是下一篇文章要談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