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改革的關鍵是態度不是制度
依據民革的調查，眼下的公車制度除了成本太高、效率低下、超標配置之外，公車私用現象嚴重，這也是老百姓反響最為強烈的。公車使用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當公車私用在公車使用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時候，公車改革已經不再是一個技術問題了，而是一個態度問題了。
一個是公車私用的態度，一個是監管的態度。對于公車私用，很多官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他們看來，順理成章，而不用反而不正常了。官員態度如此，司機態度更如此。與公然的公車私用遙相呼應的是，監管不力。隨處可見的公車私用，如果說監管部門看不到，那是說謊。之所以監管不力，最關鍵的原因是監管者本身就是公車私用的受益者。
所以，公車改革是一個技術問題，但更是一個態度問題。而眼下的公車改革，無論公車貨幣化，還是公車集中管理，抑或是兩種模式相結合，都是對既得利益的承認。比如，公車貨幣化，有的領導光公車補貼就高得驚人，而制度設計者卻認為還是降低了成本——相對以往過于龐大的開支。更糟糕的是，在公車貨幣化之后，甚至公車集中管理之后，公車私用現象仍無法制止。這就造成公車改革越改成本越高的現實，與公車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民革中央提出的公車改革四大措施，仍是技術層面，能否因此撬動態度問題，難以令人樂觀。如果態度不變，再完善的制度設計，都將落空。
對于公車私用，需要零容忍。公車改革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態度問題。只需要明確，如果發現官員公車私用，將如何處理。明確了這一點，不用擔心發現不了私用現象。那么大的一個鐵疙瘩來回移動，無論在單位，還是在社會上，都不可能像官員貪污那樣可以悄無聲息地裝進腰包。換句話說，發現公車私用并不難，難的是發現了之后怎么辦。如果不能對公車私用零容忍，別說給公車裝上電子監控系統，就是每輛公車上配個監督員都無濟于事。公車改革不缺少技術發現，缺少的是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的決心，缺少的是對公車私用的“零容忍”。（王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