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好經”，不一定非要“洋掛職”
這個計劃一公布,就在網上引起了熱議。不少人擔心,到國外掛職可能變味成新的公費旅游“項目”,為尚未降溫的公費出國游找到新借口。這樣的擔心并非多余。因為,干部出國學習、掛職,肯定不是自己掏腰包。報道說,僅一個東城區(qū)每年對人才的“投資”將不少于5000萬元,這中間肯定有不少用于出國培訓。既然花的是財政的錢,那么,這錢花得值不值得,多了還是少了,要讓公眾知情并參與決策,不能由政府部門閉門決定。
建設世界城市,需要官員具備國際視野,尤其是城市建設、規(guī)劃和管理等問題比較集中的領域,確實需要學習國外先進經驗。然而,在網絡時代,信息流通非常便捷,想要了解國外制度和管理經驗,并不是非要身臨其境才行。多請于建嶸這樣的學者講講課、多讀讀蔡定劍等介紹國外制度的書,平常多讀書上網,都是學習好途徑。什么都要出國考察,就會出現“去國外學習如何減少公費出國的經驗”這樣的笑話。
談到考察效果,不能不提“著名”的韓國考察“新村運動”案例——幾年前不少地方曾熱衷去韓國考察“新村運動”,中國東北某省也組織農村黨支部書記去,結果大失所望,說“花了上百萬,啥也沒學著”。而韓國新村運動中央會會長、前總理李壽成也說:“中國不必到韓國來學習新村運動。”從2003年以來,東城區(qū)已經派出多名干部到韓國首爾市鐘路區(qū)掛職。掛職成果如何,對相關工作有何促進作用,能不能公布一下,也對納稅人有個交代。
其實,官員有機會到國外學習培訓,也不一定就能獲得“國際視野”,并改變自己的執(zhí)政方式。因被學者于建嶸曝出“不拆遷吃什么”雷語而出名的江西某位官員,上世紀80年代就曾留學美國,并正兒八經取得了美國大學的碩士學位。然而,這樣一個“海歸”,卻成了強拆理論的堅定支持者,并說出了“赴京非正常上訪3次者要勞教”這樣毫無法治觀念的話。可見,到過國外學習,未必能夠學來國外先進的行政理念和管理方式,更不等于能把“好經”貫徹到日常執(zhí)政管理中。
當然,如果“洋掛職”真能靜下心來體驗,取來一些“真經”,并非不可嘗試,那錢花得也值。比如,中國車改一直未能破題,國內媒體曾報道過一些國家供官員專用的公車極少,能否學習一把?還比如,公款吃喝我們年年喊打卻依然吃喝不止,而一些國家納稅人的錢卻被盯得緊緊,官員不能隨便請客,能否學習后回來推行?再比如,國內不時冒出“80后局處級”官員原來有特殊背景,而韓國前外交通商部長卻由于自己的女兒被“擇優(yōu)”進了該部而被迫辭職,這樣的經驗能否也學學?
即便如此,這些也未必非得“洋掛職”“取洋經”才能學到。只要踏踏實實把中央要求的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依法行政、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等好政策、好理念真正貫徹好,把反腐倡廉的各項制度落實好,把公共財政的監(jiān)督執(zhí)行好,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出國門,也不難找到有中國特色的解決問題之道。
最可擔憂的是,設若少數官員親身體驗了那種處處受約束、被監(jiān)督的滋味,更感覺到了自己部門公務消費隨意的“好處”、權力少受約束的“幸福”,反而堅定了拒絕改革的決心。那么出國掛職的錢,就花得虧大了。（丁永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