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探頭證明一位“好人”說起

　　近日，江蘇南通司機殷紅彬在路上救了一位被撞傷的老太，反被誣為“肇事者”。幾經(jīng)周折，幸好他所開車輛裝了監(jiān)控探頭，才得以洗清冤屈。老太全家深感內(nèi)疚，讓兒子給助人為樂的司機送上錦旗，道歉并致謝。

　　這個喜劇結果令人難以輕松！假如沒有這個探頭，是不是殷紅彬可能會像彭宇一樣，變成“肇事者”？是不是他僅僅因為一次善舉，也會面臨需要賠付巨款？

　　并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根據(jù)新聞報道，老太后來想起不是這輛車，心里很后悔，那她為何不及時向警方說明情況，還殷紅彬清白，而是等到事情真相大白才道歉致謝？另外，老太報過警的兒子為何在母親想起現(xiàn)場情況后，也沒有及時向警方加以說明？在現(xiàn)實面前，人性善惡往往就在一念之間。往上，殷紅彬的精神就會被社會弘揚，往下，他就會被冤枉。

　　一個正常的社會，愿意“救死扶傷”的好人應該占主流。人與人之間發(fā)生了糾紛，也不能第一反應就把對方想成壞人。必須減少做好人的風險。否則，無論多么善良的人，恐怕都不敢做好事了。而對“圍觀者”來說，看了一次，可能就再也不愿意做“救死扶傷”的“傻事”。假如一個社會誰都不敢也不愿去幫助別人，那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變成孤立無助者和受害者。

　　減少做好人的風險，一是需要社會建立相關的保險機制。二是要把好法律關。老人收入低、生活來源有限，面對傷病產(chǎn)生巨大的看病難、看病貴恐懼，可以理解。但這是原因，絕不是找救援者“墊背”的理由。譴責個別老人的這種行為之后，社會最終還是要在保障上去做文章。比如，建立社會救助基金，對找不到侵權責任人的案件，這種保險自然啟動。

　　減少做好人的風險，把好法律關尤為重要。法治社會最講證據(jù)。有了事實依據(jù)，做好人就沒有“風險”。這次殷紅彬能夠“自證清白”，因為有探頭說明事實。有人建議做好事先找證人，也是說要抓住“助人為樂”的事實依據(jù)。但看到傷者病者，第一時間盡全力搶救，這應該是一顆良心的本能反應。對于一些良心驅(qū)動、沒有自存證據(jù)的“好心人”，我們的法律怎么辦？

　　如果類似問題的案件審判，都能尊重事實依據(jù)，適用法律適當，那么在社會上已經(jīng)形成的做好人風險高的認識，必然會逐漸肅清。侵權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就曾指出，被救援者狀告施救人侵權，應當依據(jù)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guī)定，一是施救人有過失；二是被救人有損失；三是施救人實施了侵害行為；四是侵害行為與其損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方能贏得訴訟獲得賠償。如果被救援者不能舉證，就要承擔敗訴的后果，而不能援引民法通則第132條作出由被告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責任的判決。司法判決也是一種導向，用得好，廓清風氣，為社會謀福；適用不當，則會造成不公，影響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