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過度醫療，限收參保患者是錯招

　　近期，北京一些醫院集中出現保定患者住院治療現象。記者赴保定調查發現，保定各大醫院限收職工醫保病人。據悉，保定實行名為“總額預付制”醫保新政，醫保中心給醫院定指標，要求醫生限收職工醫保病人，超出限額的由醫生自行承擔，若要在當地治療，患者只能自費。（4月23日《新京報》）　

　　這真是咄咄怪事！病人有病，自費的，有床位；有醫保的，沒床位。假如棄用醫保、自費治療，也有床位！繞了半天彎子，醫院無非在傳遞一個信息——限收醫保患者。　

　　我國推行醫保制度，初衷就是為患者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破解勞動者“看病難、看病貴”難題的。然而，諸如保定推行的“總額預付制”醫保新政，無疑讓大多數醫保患者回到了“起點”——得病了，還得自己掏腰包治療。我們一直津津樂道的醫保制度，其意義與作用豈不大打折扣？　

　　限收醫保患者，公辦醫院似乎確有難言之隱。“總額預付制”醫保新政的核心是：醫保中心給醫院定指標，要求醫生限收職工醫保病人，超出限額的由醫生自行承擔。打個比方，一家醫院指標是1000萬，如果花超10%，醫保中心和醫院各自承擔50%，再花超，醫院只能自掏腰包。收治醫保患者“超標”，醫生不但不掙錢，反而“倒貼”，這樣的傻事，醫院當然不能干、也不會干！顯然，醫院限收醫保患者，也是醫保政策給逼的。　

　　當然，醫保管理部門推行“總額預付制”醫保新政似乎也有“苦衷”：醫保中心不是金山銀山，實現“病有所取”不合實際；而以往，受到趨利因素影響，部分大醫院醫生將醫保看作“唐僧肉”，診療常傾向于開貴藥、新藥，做各種不一定必要的檢查，大處方、大檢查屢禁不絕。而實行“總額預付制”，將總預算分解到各科室，醫生從自身利益考量，自然會嚴控均次費用和均次藥費，杜絕不合理的大處方、大檢查，如能用甲類藥的，不用乙類藥；能做超聲檢查的，不做CT了。　

　　可見，推出這項制度是為了便于管理，節省醫保開支，但卻將風險轉移給了醫療服務方——醫院，醫院為了“自保”，當然會限收甚至拒收醫保患者。也就是說，“求醫無門”大病、重病患者成了最終受害者。　

　　把脈公辦醫院限收“醫保患者”，整治過度醫療和套保、騙保行為，難道只有限收病人一條路？顯然不是。　

　　首先，總額預付制度是為了避免浪費，而不是為了減少政府醫保投入。實際上，我國的醫療保障的水平仍不高，各方既要用好醫保資金，公共財政對醫保也應進一步傾斜。近幾年，全國各地財政收入持續增高，醫保投入也應與日俱增，而不是原地踏步。　

　　其次，我國實行的基本藥物制度，是否將藥品價格的水分擠干？不能否認，時下有些藥品器材采購過程中，藏污納垢，有些藥品利潤超2000%并非神話。一些藥品中，含有的“回扣”腐敗成分太高。　

　　再次，醫保預付應當進一步精細化，逐步從總額控制過渡到歐美國家通行的按病種支付，醫保部門也應建立預警機制，和醫院一起承擔超支風險。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公辦醫院限收醫保患者現象，保定絕非是個例。如筆者所在的省會城市，暗地里早就實行“總額預付制”，一些公辦醫院的科室，每月規定只收治固定數量的醫保患者。像這種現象，全國各地到底有多少？恐怕還有待曝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政府部門推行什么新政，確保醫保患者有病能得到妥善醫治，這是必須遵守的“底線”，不能突破。　

　　保障醫保患者有病得到醫療，醫保監管部門、醫院不能動“見死不救”的心眼兒，而應該在制度設計上進行調整，讓醫保善政真正澤惠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