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采購應該慎言“節約政績”

　　財政部數據顯示，中國政府采購規模由2002年的1009億元增加到2011年1.13萬億元，10年間節約資金6600多億元。對此，民眾表示不解。財政部回應稱，采購節約資金是指采購金額與采購預算的差額，與采購規模擴大并不矛盾。(7月9日《人民日報》)

　　有疑有問，有回有應，于公共事件探討的程序來說，財政部算帶了個好頭。客觀地說，在此前關于“采購規模”與“采購節約”問題的討論上，確實有些常識性的悖謬亟待糾偏，一是采購規模大確實不等于采購浪費，約束到位的情況下，納入公共采購的越多，越有性價比；二是公共采購不能簡單等同于行政成本，如果采購內容多是民生支出，與“三公”等其實并無多少實際關聯。搞清這兩個邏輯，看待政府采購才能回歸理性層面。

　　錢多還是錢少，任何時候都不能看絕對數值。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才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兩個判斷：首先，1.13萬億元政府采購其實并不算多，而在歐美發達國家，政府采購范圍非常寬泛，采購規模一般占GDP的15%至20%，2011年我國政府采購規模僅占當年GDP的2.4%，換言之，還有很多購買性資金在采購監管之外，這恰恰是財政闊綽的制度性隱患；其次，從預算到決算，十年來累計節約數據確實有案可稽，譬如2011年全國政府采購預算為1.29萬億元，實際采購金額1.13萬億元，節約率為12.1%。

　　既然節約是事實，但為什么公眾還是對這個“節約政績”耿耿于懷呢？回答這個問題，離不開三個背景：其一，作為最該慳吝的部門，財政部只曬節約的成績、避而不談浪費的問題，也是一種選擇性的信息不對稱。在天價U盤、豪華按摩椅等事件不斷觸碰公共采購底線的時候，約束制度的剛性，可能比簡單的數據更牽動人心；其二，節約政績本身也當放在辯證法的視野考量，一方面說明操作有功，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說明當初的預算編制過于寬泛？而在地方實踐中，起碼多報多編已經是預算領域中不爭的事實，當此背景下，這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空泛數字，還有幾分職責上的喜感？三者，老百姓最希望看到的節約政績是什么？是對花錢者的制衡，而不是自己說自己省了多少成本。只要制度是可以信服的，實踐是謙抑謹慎的，縱使節約600億元，也是了不起的成績——反之，成績就可能失之于虛妄。

　　當然，公共采購還是慎言“節約政績”為好——就像男女戀愛，老是糾結于為對方犧牲了多少多少，反倒讓人懷疑相愛的真實與真誠。在納入公共采購的內容越來越多的趨勢下，與其驕矜于“節約政績”，不如多談談漏洞與不足，讓公共采購始終不會距離最佳性價比太遠。理論上說，財政的責任，就是開源與節流，在高溫津貼都要計入納稅項目的今天，“開源”已顯示了財稅的萬般智慧，那么，“節流”的迫切性與正義性，更指向不容驕傲的責任、情理之中的義務。（馬存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