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溝通方能激發社會正能量

　　《人民日報》“尋找我們社會的正能量”系列評論，首篇文章《多元時代更需凝聚共識》指出：“當今中國，正處于大轉型的現在進行時。財富的持續增長、社會的不斷變動，激發出空前活躍的思想。維權意識日益敏感、利益訴求更趨多元，方此之時，共同的社會認知、道德理念、行為規則，才能保證思想的交鋒、價值的角力、利益的博弈，不至淪為撕裂社會秩序的負資產，而成為推進社會前行的正能量。”文章在肯定時代多元所體現的進步意義，也表達了對共識缺失、價值斷裂的擔憂。

　　經過30多年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國社會越來越民主、越來越開放，人民群眾的利益空間越來越大，表達意見的渠道也越來越多，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也要看到，有些質疑是建立在謠傳之上的，有些爭論最終演化成人身攻擊，有些行為選擇違背了起碼的道德良知，有些發言傷害了別人的尊嚴，這些都無益于社會秩序和法治文明的建構。無益于促進公共福利的多元格局，其中必然有負面的能量在起作用。言論自由、網絡民主確實可以增長整個社會的理性，但是，如果發言者突破法律界限、不顧公共利益，故意混淆是非，就會給人們帶來恐慌，給社會帶來危險。這些負面的能量以自由民主的面目出現，卻構成了話語暴力。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說：“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我們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時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著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著一切弊端或惡行之不存在。的確，所謂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饑餓的自由，有犯重大錯誤的自由，或有冒生命危險的自由。”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對那些自由多元之下的負能量，予以清醒認識乃至警惕。

　　我們社會的正能量既蘊含在善良、正義、寬容、理解、尊重等優良品格上，也貫穿于對話、溝通、協商的過程中。一個經常走極端的社會肯定不是法治社會。民國時期法學家章淵若說:“人治，易為主觀感情所左右；法治，始有客觀理性的標準”。溝通理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單純的利益博弈，而是建立在法律認同基礎上的一種行為調適，包括讓步和妥協。溝通理性不僅關注行動的正當性，更關注方案的可行性，既追問法律意義，又考慮現實條件，本意是要在行為和理由之間找一個合適的對接。

　　轉型時期的中國，價值多元化，思維方式多樣化，呈現出一種開放、活躍的秩序態勢。溝通理性的意義在于它能夠讓各種意見有表達的平臺，讓各種情緒有宣泄的機會，讓各種沖突有消化的空間。法治社會不僅是一個規則社會，而且也是一個有教養的社會，它培養和倡導人的理性、耐心、理解力以及合作精神。執政者致力于擴大公民參與政治的渠道，推進協商民主，是溝通理性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公民與政府、弱者與強者、窮人與富人，都需要有一個溝通對話的渠道。對話的缺失會造成利益危機的升級，從而影響改革成果和社會穩定。溝通和商談的過程，實質上也就是測試改革承受力的過程。在復雜的利益格局中，任何堵塞對話渠道、否定合意可能性的行為，都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

　　溝通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首先是不同生存主體尊嚴和表達權的承認。溝通會將激化矛盾的壓力變成疏導矛盾的動力。一切政治權力都來源于人民手中的溝通權利，如果人民拒絕溝通，任何政治權力都會失去存在的基礎。溝通理性是預測和防范社會風險的重要本領，人們在溝通中可以增強對風險的預期和適應力。公共領域、意見社會越大，承受社會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丁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