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就業歧視須行政作為

　　7月28日，新華社報道了中航工業成都發動機公司拒絕8名患乙肝大學生入職一事，大學生們遭遇到就業歧視后，曾向成都新都區勞動保障局求助，然而工作人員的回復令他們吃驚：“他們說‘查出來了病就回家好好養著，還鬧什么鬧’。”

　　中航工業成都發動機公司作為一家國企，置國家法律于不顧，公然歧視乙肝病毒攜帶者，當然應受譴責。然而，比之更令人寒心的，是勞動部門的冷漠，一個承擔維護勞動者權利之責的部門，竟然將依法維權者拒之門外，這其實涉嫌瀆職。

　　現在，面對媒體曝光，中航工業集團公司承諾將查清情況，解決乙肝病毒者的入職問題。不過，新都區勞動保障局至今卻未認錯，向8名大學生道歉，并追究相關工作人員的責任。

　　對于乙肝歧視，長久以來有一種聲音，要求提高企業的違法成本。此觀點當然不錯，在國外，企業招聘時若膽敢歧視乙肝病毒攜帶者等弱勢人群，將面臨著動輒百萬、千萬計的天價索賠，正是基于此，大多企業總是小心翼翼，不敢觸碰就業歧視的高壓線。所以，我們急需借鑒國外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樹立反就業歧視的強大威懾力。

　　不過，反就業歧視不能過高寄望于懲罰性賠償。畢竟，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事后的司法救濟，維權過程漫長，舉證困難重重，勞動者往往等不起也耗不起，如果企業的歧視作為極其隱蔽的話，受歧視勞動者要想告贏企業，絕非易事。

　　而如果勞動部門對于就業歧視能有查處的高效率，這其實比懲罰性賠償來得更有效，更便捷。行政部門的查處遠比訴訟程序來得高效，行政部門搜集企業就業歧視的證據，遠比公民自行搜集來得容易，有行政部門的撐腰，將喚醒更多受歧視公民的維權意識，形成反就業歧視的社會聲勢，促使更多企業下決心革除陋規。

　　所以，反就業歧視，首先要反就業歧視背后的行政不作為，建立起明確的問責機制，若有政府部門對就業歧視不聞不問，或幫助公民維權不力，當追究直接責任人和主管官員的行政和法律責任。當公權依法行政，反就業歧視不再是公民的孤軍奮戰，平等就業也就不再遙遠。（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