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倍增”更要有平等權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在“收入倍增”中著力促進農民增收。今后一段時間,農民收入至少應與城鎮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并力爭超過。要從戰略上研究采取綜合措施,營造有利環境條件,不斷開辟就業門路、拓寬增收渠道(12月23日《人民日報》)。

　　“收入倍增”是全民工程,農民更為迫切。近年來,中央對“三農”工作十分重視,2004年至2011年中央連續八年發布了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20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為《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一半篇幅涉及農業科技,文件強調“把農業科技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文件首次對農業科技進行全面部署。這些舉措,一方面是農業的基礎地位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又取決于農村工作的艱巨性。此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了富農增收的多項舉措,同樣是之前思路的一種延續。

　　隨著對“三農”工作的重視,財政投入也不斷加大,農民的收入實現了穩步增長。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增長14.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既高于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的實際增速,也高于10.3%的GDP年增速。27年第一次出現農民收入增長率超過城市,也為農民收入至少應與城鎮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并力爭超過提供了現實依據。不過,必須看到,一方面農民收入是在低層次情況下的增長,相對數雖高,絕對數卻很小,因而不僅要看增長率,還要看總量。比如,農民人均增長100元,雖然達到了10%的增長率,但若不如城市1%的標準,那么這樣的增長不僅無助于縮小差距,反倒有擴大之勢；另一方面,農民增收的基礎還不牢固,很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農民增長必須解決與城市之間的政策差距,以及各種不公正的制度壁壘,否則增長既難持續也難以實現。

　　造成今日城鄉之間的巨大收入鴻溝,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長期的城鄉“剪刀差”政策,使得城市的財富積累形成了對農村的掠奪。比如農產品的價格差,使得絕大部分利潤流向了終端,再加上議價能力和市場博弈能力的不足,越種越虧的現象不在少數。如黑龍江五常大米最高售價可達每斤199元,但是當地稻農賣給加工企業的收購價卻不足2元。曾經有人對菜價進行過調查,農民種的大白菜,一斤僅能賺一毛,但批零環節卻高達1.5元甚至更高。在這個利益分配金字塔下,農民和農業始終處于底層,究其原因,依然在于重工輕農的指導思想帶來的差異。相比于此,更重要的是身份歧視下的不公平待遇,比如跟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就業、入學、社會保障等,一方面減少了農民的增收能力,另一方面又增大了其支付成本。

　　因而,相比于各種救濟與激勵措施的出臺,更重要也最基本的是給予農民更多的平等權,加大取消依附于戶籍之上的權利壁壘,讓農民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待遇。最理想和現實的目標,就是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本身就不存在農民與非農之稱,每一個人都享受同等的權利,種糧與務工在性質上都是一樣,農民與白領都只是一種職業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收入倍增”才有了可靠的基礎,其目標也才能真正實現。雖然這一步很漫長也很艱巨,卻是實現農民收入真正對接城鎮的基礎。離開這一點,就農民談農民,或者就收入談收入,不過是割裂狀態下的單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