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視率”不可廢，“唯收視率”須摒棄

　　幾年前，坊間盛傳崔永元炮轟電視收視率，稱“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一時間，應者如云。但后來有人澄清，這句話并不是小崔說的，而是另一位專家與崔同開一個研討會時所講，因為小崔太有名，于是便“張冠李戴”了。不過，是誰在詛咒收視率并不重要了，關鍵是，收視率是不是值得被詛咒？

　　前兩天，我本人寫了條微博——

　　一家普通的商業數據公司，竟然令中國廣播電視毫無尊嚴地徹底臣服，他所發布的“收視（收聽）率”決定了廣播電視內容的一切走向、以及無數從業者的命運。收視率就是上帝！只有鬼才知道那些數據來源——所謂的收視（收聽）器究竟放在哪個人家了。我問了一千個人，都說沒放在他們家。是在你家嗎？

　　沒料到，我這條隨手寫的微博被迅速轉載，像我一樣的從業者紛紛“吐槽”共鳴，最后，連收視率的締造者——原央視—索福瑞的總經理王蘭柱先生也出面回應了，他認為我不夠專業，“問了一千個人”這句話，已“涉嫌干擾樣本調查”了。

　　我承認，自己并不是搞統計學的，一條140字的微博，也難免會因“不專業”而誤傷科學調查。如果按照統計學原理，樣本的代表性由抽樣框的準確性及抽樣過程的隨機性決定，其實，與樣本多少無關。在95%置信區間下，600個樣本就足夠了。而據王蘭柱先生所說，各國收視率調查樣本的數量：日本6600戶，韓國2160戶，英國5800戶，加拿大4770戶，美國20000戶。中國（單索福瑞一家）55000戶。

　　我的不少學者朋友，都曾經參與過索福瑞的調查工作，據他們說，索福瑞在上海的收視樣本數是3000個，其的抽樣過程還是非常規范的，至于樣本框的問題，以及網絡、移動終端用戶不在收視率統計范圍內，則是另一個問題，當然，究竟有沒有“樣本污染”（也就是所謂的樣本戶資料外泄、播出機構打招呼、做工作，以及花錢買收視率問題），他們也無法保證“不存在”。

　　必須承認：在大數據時代，關于收視率的統計手段，正在從傳統的“電話入戶、收視卡填記”轉向更新的數字信息技術——譬如在云計算條件下，一切播出內容可以加密或形成二維碼，每一個用戶只要通過電視播出或網絡下載，都可以被海量地記錄、集中、歸類、分析，移動、電信領域可以做到的，那么廣電系統為什么就不可以做到呢？

　　確實，收視率應該由第三方公司獨立調查發布，但是，當兩年前AC尼爾森公司宣布退出中國收視率市場調查領域之后，全國就唯獨剩下了“央視—索福瑞（CSM）”一家獨大，而這一家無論自稱多么規范公正，也缺失合理的監控與認證。當你看清它是一家播出機構的下屬子公司，你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春晚”的收視率會達到98%這么一個匪夷所思的高位。對廣播電視內容影響力的測定，“收視率”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若放棄收視率考核，廣播電視節目就往往被更多的領導主觀意志所控制，當年重慶電視臺的“唱紅試驗”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就算你要弘揚社會主旋律，也得注意傳播效果，“傳播無效、等于無聊”。所以，我從來不反對收視率，就像人們無法否定高考成績對社會公平性的維護一樣！但是，收視率市場不應該只有一家調查公司說了算，《反壟斷法》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只有一個老板”，必須引入競爭機制。

　　另外，由于廣告商投放的唯一標準就是收視率，“唯收視率論”也長期成為廣播電視機構單一的評價標準，這令內容傳播的多樣性正被殘酷地摧毀！

　　因為主流廣播電視機構的“面目模糊”，就難免造成從業者為了短期業績（或者是政績），追求高收視率，庸俗化、媚俗化泛濫，甚至不惜對樣本戶家庭“做工作”，更不排除某些播出機構花大價錢利用“尋租”來改變真實的數據。

　　這絕非杞人憂天。

　　所以，收視率不可廢，但“唯收視率”的指導思想必須摒棄，這也是廣播電視下一步改革的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