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根植于國情的“洋行賄”

　　近日，代號為“培根”的爆料人向媒體舉報世界醫藥巨頭法國賽諾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國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研究經費”（“研究者費”）名義，支付約169萬元的費用。（8月8日中國廣播網）

　　坦白講，國企在我們這片土地上行賄，是非常常見的事。從美國朗訊在華行賄案到不干膠巨頭艾利丹尼森行賄案；從“力拓行賄案”到IBM行賄案，國人對于“洋行賄”尤其是商業巨頭的在華行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留給公眾的問題有兩個：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是他們公司管理和營銷的問題，還是對于我國市場體制的“入鄉隨俗”？這是洋人的個人道德問題，還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

　　假如爆料人舉報之事都屬實，這起行賄事件，就是典型的“中國式腐敗”。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我國以藥養醫、醫藥不分體制之下的腐敗必然。你看，就連這行賄的對象都這么的具有“中國特色”——清一色的為醫生。而就在10幾天前，類似的事件就發生過：福建省漳州市直區縣73家醫院均涉嫌醫療腐敗“無一幸免”，九成醫生涉案，57名醫藥代表被抓獲，平均每人貪腐金額約1.8萬元。唯一的區別在于，行賄者變成了外企。

　　“洋賄賂”，只是一個外殼，核心問題仍然在于我國醫療體制的固有頑疾。筆者認為，治理醫藥領域的“洋賄賂”，必須雙管齊下。一是，打破種種行業潛規則，讓所有的規則都正大光明化。拿藥企行賄這事來講，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實現“醫藥分離”，讓醫生不再擁有左右藥品銷售情況的權力。同時，對于藥品的生產、銷售和監管，也要最大程度上縮小利潤空間，讓藥價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

　　二是，立法打擊“洋賄賂”。關于“洋賄賂”，與一些發達國家不同，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法律，更沒有反“洋賄賂”的專門法，僅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設置了許多“大而化之”的條款。法律制度設計的不完善和不嚴密，給司法和執法留下了很大的空隙，更給了企業留下了廣闊的操作空間。這也正是無論民族企業，還是跨國企業，都容易在同一領域出現賄賂問題的根源所在。

　　一個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變成壞人；而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變好人，或者起碼不敢作惡。從這個角度講，“洋賄賂”的問題，更多的是出在我們自身。也只有我們自身扎緊制度的籬笆，修煉好內功，才不至于讓“國際友人”不遠萬里來中國行賄。

　　“洋賄賂”的確存在“環境因素”。但是，打擊“洋賄賂”，司法從來不應該心慈手軟。《刑法》規定，單位犯行賄罪，無論數額如何巨大，主要負責人刑期皆在五年以下。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很少能聽到跨國公司能夠在我國因為洋賄賂問題而受到嚴厲的制裁。有許多跨國公司的行賄案，甚至只能聽到在大洋彼岸風生水起，我們這邊幾只有靜悄悄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