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捂蓋子的，比查摔孩子的更重要

　　假如不是人大一位主要負責人給媒體發短信爆料，酒后摔孩子的郭增喜，在關了15天禁閉之后，應該還在他的崗位上，行使著“忠誠衛士”的職責。

　　至今，發短信的人大負責人，還不敢對媒體說出自己的真實姓名。原因是，郭增喜家“勢力不小，我應該為自己的基本安全考慮”。

　　民警郭增喜背后究竟是什么勢力、這股勢力有沒有轉化為瞞報的壓力，當地部門應該給社會一個誠實的交待。但是，從這位人大負責人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豁出去姿態來看，郭增喜個人能耐再大，也不可能張羅得了太大的局。這位人大領導說，在林州，“知曉這事的范圍肯定不止公安機關系統內部了，很多部門的很多領導都應該知道了。可為什么沒人把這事說出來？”

　　更令他不可思議的是，郭增喜的事情捅出去之后，“很多部門領導來找我，公檢法（司）都有”。他曾經質問一位副檢察長：郭增喜摔別人孩子的事，性質這么嚴重，為什么公安機關不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也不進行必要的司法監督？這位副檢察長說，我是科級干部，是組織部直接管理的干部，誰也不能隨便管我。

　　人大法大，不如官大權大。這是林州民警郭增喜摔嬰案，擺在我們面前最大的現實。

　　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法律賦予人大代表有著監督權。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林州，在郭增喜案中，人大監督權，必須服從于權力的職務大小。“勢力不小”四個字，放在法治的天平上，分量可以重到讓一個殘暴的摔嬰警察能夠逍遙法外，可以讓包括公檢法（司）在內的所有領導視而不見，可以讓一地的人大重要負責人無法正常行使、也不敢正常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力。如果這個勢力便是權力，那么，這便是一股惡勢力，惡權力。它可以惡到幾只手一齊遮天，一齊將法律和正義按倒在權力的膝下，讓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受害者一家受傷又受辱。

　　這是權力與勢力聯袂強加給社會的暴力，強加給法治監督的暴力。在這個捂蓋子的過程中，這種力量的聯袂，已經遠遠超過了民警郭增喜酒后摔嬰本身帶給社會的傷害。

　　“人遲早有一死，對不對？只要對得起良心、良知，我覺得做什么都值。”在被問到是否擔心遭報復時，這位爆料的人大負責人如此回答。

　　不能憑借法律賦予的權力，只能憑借做人的良知，憑借媒體的力量，這是這位人大負責人的尷尬，更是法治的悲哀，民眾的不幸。

　　捂蓋子的比摔孩子的更可怕。調查林州民警摔嬰案，如果不把重點放在查處那些捂蓋子的遮天權力之手上，頂多只是就事論事，還給受害者一個安撫人心的“私道”，它與真正“公道”、與法治社會的標準，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人們有理由繼續擔心，今天警察不摔孩子了，明天不知道別的什么有權有勢的人，發生個什么讓人蒙在鼓里的事情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