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各部門難以達成一致，《工資條例》出臺時間再次被押后，至少在今年年內很難出臺。據稱，在《工資條例》的草案中，最低工資以及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規定，遭到了來自全國工商聯等部門的反對。此外，《工資條例》中有關“同工同酬”的規定，也沒有找到令國企和相關部門滿意的解決方案。（8月22日濟南日報）

　　事實上，“工資條例”的價值顯而易見。當前，勞動力與資本相比處于絕對弱勢地位，缺乏必要的話語權，而工會等維權組織在現實中的“功能虛設”，又加劇了勞資地位的不平等。如此，都需要一個法律文本的剛性規范，以此來著力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底層工人被欠薪等長期痼疾，同時推動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工資協商機制。

　　但毋庸諱言，因為“工資條例”保障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權利，對資本利益構成了一定的“沖擊”，也為部門管理帶來一定的管理風險，引起“國企和相關部門”的強烈反對，也在意料之中。底層勞動者不僅在權利博弈中缺乏話語權，但權利保障的立法層面上同樣也缺乏話語權，在處于強勢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下，工資條例“難產”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時下問題的關鍵在于——通過制度路徑增強普通勞動者在權利博弈中的話語權，這是工資條例存在的“要義”之一，但這樣的法律完本的設計和制定，其成敗利弊的“裁判權”卻只掌握在“有關部門和企業”手里，“有關部門和企業”反對就陷入僵局、不滿意就開始“難產”，而另一個龐大的權利主體對此則只能“保持沉默”，這種話語權的吊詭性不對等著實令人嘆息。

　　在現代社會，制度是保護弱勢者利益和社會公平公正的最可靠防線，然而，當弱勢者權利保護性制度的話語權全部掌控在強勢者手中，其“難產”甚至是“流產”都在所難免。而縱然是勉強出臺，也容易異化。因此，建議難產中的“工資條例”聽一聽普通勞動者群體和社會各界的建議與呼聲。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