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親相隱”與“大義滅親”

　　據報道，15年后的今天，刑事訴訟法迎來了第二次大修，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將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據悉，此次刑訴法修改對于證人作證方面或有較大的突破，比如擬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但近親屬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這樣一則消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在現有的法律規定和主流價值觀中，往往是鼓勵“大義滅親”的，對于主動送子投案或帶領公安機關抓捕涉嫌犯罪的親人，向來是大張旗鼓地宣揚。相反，對于為涉嫌犯罪的親人提供場所、財物，幫助其逃匿，則設立了包庇罪來懲處。此次刑訴法的修改，有學者稱：“‘大義滅親’的立法理念是錯誤的，不符合中國‘親親相隱’的傳統。”因此，“如果此條得以通過，長期以來在我國大力提倡的‘大義滅親’司法政策將被顛覆。”然而，筆者以為親屬的作證特權應當確立，親屬之間的包庇罪應當廢除，但“大義滅親”仍應得到鼓勵。

　　歷史上，我們的確有“親親相隱”的傳統。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西方一些國家的法律中，也有類似“親親相隱”的規定。如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被告人的近親屬、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沒有義務作證；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被指控人的訂婚人、配偶、直系親屬等有權拒絕作證。親屬之間有“親親相隱”的特權，這是值得吸收的。因為，打擊犯罪很重要，維護親情倫理和家庭穩定也很重要。但是，“親親相隱”中也有親屬之間揭發犯罪就要受到懲罰的成分，比如在漢代，兒子若向官府告發父親的罪行，官府將以不孝罪對兒子處以重刑。這種成分在現代社會必須接受拷問。保護權利是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權力不能強制親屬作證，但親屬自愿放棄這種特權，或者認為告發、作證比維護親情倫理和家庭穩定更重要，他們也應有權“大義滅親”。

　　事實上，我國古代的“親親相隱”與西方法治國家的作證特權在這一問題上是有區別的。在“親親相隱”中，親屬之間揭發犯罪要受到懲罰。而在西方國家，親屬作證特權是一種權利，強調的是公民對于親屬犯罪有不作證的權利，但這項權利也可以放棄，也就是公民可以揭發自己的親屬。因此，西方國家法律不懲罰親屬之間相互包隱的行為，也不懲罰親屬之間“大義滅親”。

　　刑訴法修改確立親屬的作證特權，并不與“大義滅親”相對立。與作證特權對立的是親屬之間的包庇罪。對親屬之間的包隱行為定包庇罪，有損人倫應當廢除。但親屬有作證特權，并不意味著親屬不可以“大義滅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