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對于歷史同樣重要
相比于影視劇對于辛亥革命的展現，關于辛亥革命的各種圖片資料、口述歷史、紀錄片更能讓人一睹辛亥革命的原貌。原本收藏在歐美檔案館的一些珍貴資料得以被征集和利用，讓我們通過圖片本身的豐富性、相關史實的趣味性虛擬地進入歷史現場，捕捉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
1839年，法國人路易·達蓋爾發明了攝影，攝影作為記錄人類社會活動的工具開始發展。19世紀晚期，外國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傳教時，都沒有忘記拍攝各地的風土人情。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當然也為當時的中國歷史留下了豐富的鏡頭，從那時起用照片展現中國這個遙遠的東方大國，便成為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重要手段。所幸，很快中國學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這也是今天我們對百年前那個分崩離析的封建王朝印象如此清晰的原因。
口述歷史是留存歷史的好方式。在眾多關于辛亥革命的紀錄片中，多位辛亥名人后裔的“口述歷史”被廣泛傳播，不少后裔是第一次面對鏡頭回憶祖輩的生活點滴，相當多的細節是第一次披露。
無論任何事件，我們感興趣的其實都是細節。以“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為例，目前相關的電影達到了30部之多，出版的小說則超過了百本，在美國和英國還建有相關的博物館，依據的是什么，是事件的參與者提供的各種細節。每位參觀者在博物館里都會領到一張印有當年“泰坦尼克號”乘客或船員名字的門票。紀念墻上書寫著“泰坦尼克號”上所有人員的名單，包括幸存者和遇難者，一個都不少。陳列的與“泰坦尼克號”相關的工藝品，有的是由乘客或船員轉移到救生船上的；有的則是在沉船后漂在海面，被救生人員迅速打撈起來的，小到一把頭等艙的鑰匙或者餐具、信件、菜單，還有“泰坦尼克號”船體的碎片、幸存者回憶海難的錄音資料等等。
如何感知歷史，也許會決定歷史如何寫成。根據相關的法律，我們的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文獻資料館現在每年都可以留存大量關于這個時代的歷史，但大多來自官方的正規渠道。每次做大型展覽時，最缺的是關于大眾日常生活的圖片。因此大量對于歷史的細節其實依賴我們每個人對于日常生活的記錄與珍藏，我們對自己家庭、單位、社會以及某個歷史事件的記錄，也許就是明天哪一段歷史骨架上的血肉與皮毛。
在國外的許多社區或者超市門口，圖書館和檔案館都專門設置了很大的箱子，百姓可以將過時的書籍雜志放在里面，工作人員會定期取走，豐富自己的庫存或者捐給更需要的機構和學校。甚至大家出席各種會議拿到的多余的、不用的研究資料、論文集都可以放在里面，圖書館會精心處理以利他人重復使用。
由于社會變遷的加劇，人口的流動性增加，記錄當下的熱情幾乎與處理舊物的興趣同時生長。一方面我們忙著用手中的電子設備為這個時候留聲留影留文字，一方面那些還帶著生活體溫的信件、書籍、雜志、照片被我們匆匆扔掉。其實在第一時間，我們不妨先打電話給檔案館或者圖書館，看一看自己的東西是不是可以對歷史的呈現有貢獻，這也許是我們普通人可以對社會做的最微薄卻也是最有價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