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寶安區聯防隊員楊喜利毒打強暴小店老板娘一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受害者的怯懦和施暴者的強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此，寶安區委區政府將五名相關責任人停職，并依法從重、從快、從嚴處理犯罪嫌疑人楊喜利。
但此事給我們留下的思考與警醒，卻遠遠不能就此打住。這起看似不可思議的事件，恰恰反映了我國基層執法中隱患重重的普遍現實。
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且風俗多樣，基層管理在歷史上就是一個難題。由于公務員數量的限制，一些最基層的執法管理權，需要通過臨時聘用、整體外包等各種形式分散出去。這種權力外放，固然可以節省人力物力，但一旦處理不當必然養癰遺患。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慮，一些基層執法部門招取外聘人員的準入門檻非常之低。很多本身素質不高的人，一旦得到了基層執法權，只會片面地盯準“權”而自動忽略“法”，楊喜利就是其中的典型。這些人將自己的制服和警棍看做威嚇他人的工具，在具體工作中，他們更為迷信純粹的暴力，并形成了慣性思維，動輒對人拳腳相向。
盡管基層執法權存在濫施現象，但權力一旦被外放，收回就成了一大難題。根據聯防隊長鐘思賢的說法，楊喜利平時還算正常，但一喝酒就會亂發酒瘋、打人罵人，為此他寫過很多次檢討和保證書，但又屢教不改，他們對此“無可奈何”。
這個“無可奈何”，正是基層執法隊伍管理難的集中體現。飲酒和打人，無論從紀律還是法律的角度上看，都是決不允許的，但處理措施只是寫檢討做保證，未免有些敷衍了事。至于“無可奈何”，更不是執法部門應有的態度。
準入門檻低、監管不到位，令楊喜利之流將神圣的國家權力揣入自己的口袋。他們損害了執法機關的形象，在他們欺上瞞下的手段之下，警察沒有成為人民的保護神，卻成了他們狐假虎威的保護傘。
僅在事發之后秋后算賬，免幾個職銜不高的基層官員，無疑只是隔靴搔癢。在準入體制上動刀，在日常監管上用功，才是杜絕類似現象的對癥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