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警察設“委屈獎”到底該不該

　　3月10日，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石灣鎮一精神病患者持刀砍人、襲警，致1名民警和3名群眾受傷。民警在鳴槍警告無效的情況下開槍自衛，將行兇者當場擊斃。看過這則消息，有人想到的是警察開槍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問題，有人想到的則是警察自身的安全性問題。　

　　這不，為了不讓自己的同志“流血又流淚”，濟南市歷下區警方擬為受到侵害的民警設立“委屈獎”，作為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慰藉。消息一出，即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爭議不斷。近年來，“仇權”、“仇警”心理的存在，讓有的群眾對警察的執法行為不支持、不配合，暴力抗法事件時有發生。而基層執法民警處于矛盾的最前沿，很容易成為一些人發泄個人不滿情緒的對象。因此從這個角度講，為民警設“委屈獎”似乎無可厚非。　

　　但有論者認為，“委屈獎”聽上去很人道，實則卻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獎項。試想，若有一天真的有人領了這么一個獎項，那心里該是什么滋味：為它高興，還是感嘆自己無能？其實，各行各業都難免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委屈，若警察行業要設“委屈獎”，其他行業是不是也要設立各自的“委屈獎”？那老百姓受了委屈，又該由誰來頒這個獎呢？如此看來，所謂的警察“委屈獎”不設也罷。　

　　歷下區警方解釋稱，擬開設“委屈獎”是因民警維權存在困難且尚無專門法律保障。雖然已有人大代表連續十年建議增設“襲警罪”，但卻遲遲不見動靜。有律師認為，民警維權本質上是維護法律的尊嚴，但要避免警察權的濫用。要解決這個問題，采取回避制度、引入獨立的第三方，比如將維權機構設在檢察院或司法局，或許是一個可行之道。　

　　法律的尊嚴需要維護，法律同時也須防范人性之惡。近日，隨著深圳“拔管殺妻”案的二審，這一發生于三年前的舊案再次引發廣泛關注。案件進入二審階段后案情顯得撲朔迷離，嫌疑人拔管的動機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受邀旁聽庭審的廣東省人大代表張志亞認為，文裕章拔管的整個行為粗暴，不管其動機如何，行為都是不可取的。而公訴人提交的新證據顯示，文裕章有對妻子不忠的嫌疑。這一點或可成為量刑的關鍵。　

　　有評論將此案與美國的特麗·夏沃案（丈夫申請對植物人妻子特麗實施安樂死，但特麗的父母堅決不同意，法院最終支持了特麗丈夫的申請）聯系起來，認為美國法律中“夫妻一方擁有為另一方選擇生死的權利，其次為孩子，然后才是父母”的規定不太符合社會常理和現代醫學現實。若一方移情他人，甚至有可能對另一方造成惡意傷害時，誰能保證不存在夫妻一方惡意放棄治療？因此建議，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監護權的確定應強調相互平衡和制約，必要時還應有公權力的參與，特別是對生死權的監護。　

　　相比特麗·夏沃案的判決結果，河南省確山縣法院近日對一樁離婚案的判決讓人倍感溫暖。妻子患精神病，丈夫為其治療無果后提出離婚，確山縣法院最終認定：妻子系婚后患病，夫妻雙方應當互相扶持，遂駁回丈夫的訴求。主審法官事后談到，若判離婚，意味著將一個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推向社會；若不判離婚，在很多人看來，對正常的一方來說也是不公平的。一邊是法律條文，一邊是道德人情，每個法官在審理類似案件時都會感到糾結，但通常會以“盡量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為原則作出判決。正是這一原則，為確山縣法院的判決贏得了輿論的支持。網友“海浪河”留言稱：“確山縣法官是人民的好法官，值得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