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擴權的隱性危機
近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廣州市違法建設查處條例（修訂草案）》。草案一大亮點是賦予城管部門現場查封權。（4月22日大洋網）
每一次，城管進入輿論風暴的中心，都給中國社會帶來一陣劇痛。在社會心理的焦灼中，無論在法理上它如何被指控為沒有存在的合法性，但在事實上，它已經成為一個職能繁多、權力很大、在城市管理上為各地政府所倚重的部門。
在這樣的背景沒有得到根本性緩解的情況下，廣州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賦予城管現場查封權，不免遭到民意的指責和不滿，甚至有為“城管撐腰”的嫌疑。因為目前城管沒有具體的部門授權，城管的歸屬非常混亂，出現了權力真空的局面，使得城管有了權力幻象。
權力產生的地方性，決定了它要經常為地方利益開路；日益廣泛的執法權限和自身的相對弱勢地位兩者并存。普通民眾在與“街頭官吏”城管打交道的過程中，執法環節中的運動式執法、選擇性執法等弊病給社會的觀感更直接。于是，人們更加擔心，整治違法建筑如若賦予城管查封權，所謂“綜合利用停水、停電、停氣等手段，讓在建的違法建設無法正常施工，建成后的違法建設也無法正常使用”，這一過程中，城管日后是否“減省”程序，直接采用“停水、停電、停氣手段”？“最后的手段”可能會成為“最先的手段”和“慣用的手段”，甚至成為“唯一的手段”。
這樣的擔憂并非多余。《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賦予城管的權力只是扣押的權力，這種權力只限于登記保存，但很多地方的城管都在沒收財物，而且根本不向法院申請執行。而整治違法建筑，事實上也不必通過賦予城管現場查封權來進行。從行政管理角度來看，《城鄉規劃法》明確規定對違法、違章建筑處罰的部門是城鄉規劃主管部門。而在司法強拆過程中，查封或者強拆理應由法院決定。
架空應該承擔責任的部門，而將權力轉嫁在城管頭上，這種為城管擴權顯然讓人看到的更多是越俎代庖的管理。背后固然有城管部門敢干敢闖能快速解決違法建筑問題的考究，但關鍵在于整治違法建筑，能否以時間的迅速代替程序的合法和民意的考量？這不僅惡化了城管形象，更為許多城市管理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