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衰落與霸權延續的邏輯

    韓國的20國集團（G20）峰會和里斯本北約（NATO）峰會上美國無功而返，國內中期選舉的結果又造成華盛頓內政決策僵局，金融危機后經濟實力受到重創，維基泄密（wikileaks）嚴重侵蝕美國的“軟實力”，美國霸權衰落已經成為世界性話題。

　　歐洲人悲觀地看到“一個癱瘓，萎縮的美國”（《金融時報》），美國人以與生俱來的“樂觀主義”認為霸權面臨挑戰但并非必然消沉（《外交雙月刊》），亞洲人則以東方人特有的矜持保持冷眼觀察。

　　究竟什么是美國霸權的核心？它是否衰落？如果是，美國會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我們在如何觀察今后幾十年的世界。

　　美國霸權邏輯的雙支柱

　　“霸權”（hegemony）是什么？中文里“霸權”有“以強凌弱，橫行霸道”的意味，但是在國際關系中的“霸權”應當理解為中性詞。要界定“霸權”首先理解“權力” （power），作為國際關系中核心概念，它的定義林林總總，但其核心可以簡化為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以此延伸“霸權”可以理解為在國際關系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primacy）的國家對其他國家的絕對影響力。

　　美國的霸權與大英帝國霸權有本質的區別，后者是以海外殖民地直接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舊式帝國霸權，而美國在冷戰后建立起來的是史無前例的高度制度化，戰略化，全球化的新式帝國霸權。二戰后，美國霸權有兩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全球的軍事存在，廣泛的軍事安全同盟（security alliance）網絡框架。該支柱在歐洲體現為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多邊安全架構，在亞洲體現為以美國為“軸心”（hub）連接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同盟國家的“輪輻”（spokes）的雙邊安全架構。第二支柱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特別是購買力），與安全框架相對應的覆蓋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規則制定與協調機制。具體體現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達工業化國家七國集團（G7）。

　　冷戰中，美國大戰略將政治安全利益與經濟活動高度捆綁，只有接受美國駐軍，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分擔冷戰防務成本的盟國才有資格“享受”美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和各種制度安排的“保護”。無論是政治安全還是經濟領域，美國都處于該體系的頂點，盟國則在為美國霸權服務的同時，獲得經濟復蘇和安全保證，當然也必須讓渡部分在外交，安全，經濟等領域對美“協調”的主權代價。冷戰中美國霸權邏輯，簡言之就是美國負責安全框架等“公共產品”（public goods）建設和維護，經濟成本由同盟安全框架下的同盟經濟活動來提供，美國的盟國在經濟上以對美出口為中心，美國則容忍擴張性消費和對盟國的巨額貿易赤字，一旦與盟國的經濟摩擦變得尖銳，處于霸權地位的美國可以通過其建立的各種覆蓋西方世界的經濟框架來解決，在安全上處于劣勢的盟國們往往都會在最后對美國在經濟上作出讓步，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的1985年“廣場協定”。

　　“9·11”反而確認了美國霸權

　　冷戰后，蘇聯威脅消失，美國的全球安全同盟框架受到嚴重挑戰。在歐洲，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宣告歐盟成立，歐洲進一步體現出獨立的傾向。在亞洲，美國從菲律賓撤軍以及日美同盟的“漂流”都預示著美國冷戰的安全同盟框架面臨危機。對于美國來說，作為霸權大戰略雙支柱（dual pillar）的安全同盟框架的危機將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后果進而演變成霸權的危機，除非重新構建新的大戰略，否則就必須要為繼續安全同盟框架提供合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