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提高法定債務上限的“大限”將至，國會兩黨依然僵持不下。目前來看，即便達成協議，8月2日之前也將無法完成兩院投票和文本合議等立法程序。這讓人不禁為脆弱不堪的全球經濟“捏一把冷汗”。

　　客觀而言，美國有充分的條件在未來幾年內削減債務，避免違約。如果適量減少非必需的防務與軍費支出以及過度的醫療福利項目，并適當上調增稅額，兩黨在各退一步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達成一致的。同時，鑒于歐洲債務問題前景不確定，日本債務比例全球最高，國際投資者依然會為美國提供債務融資來源。

　　然而，美國國會兩黨卻為政黨私利之爭以美國債務違約作為賭注，“綁架”全球經濟。即便只是技術性違約，美國主權評級也將被下調，快速上升的融資成本將會重創美國經濟，全球金融機構也會遭受巨額損失，引發流動性災難，證券與存款擠兌再現。全球經濟的脆弱復蘇將會走入困境，甚至陷入衰退。

　　盡管存在上述重大風險，但總體看，這場美國“政治秀”不會很快導致美國債務違約。8月2日之前，美國仍有制度保證可以提高債務上限。一是采取臨時性替代方案，在短期內提高債務上限，然后美國兩黨繼續談判。二是總統奧巴馬可以根據美國憲法賦予的權力，采取緊急措施，繞過國會直接提高債務上限。不過，即使避開了短期的債務違約“近憂”，依然解決不了美國債務長期性風險的“遠慮”。

　　諸多衡量指標表明，即便沒有債務上限的約束，美國主權評級被下調的可能性也在上升。其一，債務可負擔性。2010年美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遠超60%的公認安全線，債務利息支出占財政收入的9.1%，預計2011年將超過10%并持續上升，而10%是穆迪下調一國AAA主權評級的警戒線。其二，債務融資能力。在各國外匯儲備投資分散化、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發展趨勢下，美元面臨長期性貶值壓力，將威脅美國的外債融資能力。隨著通脹壓力上升，美聯儲繼續購買國債的能力會受到限制。其三，恢復債務承擔能力的可能性。2010年，美國新增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遠高于所有AAA評級國家3%的平均水平，也遠高于AA評級國家平均6%的水平，美國經歷重大沖擊后的恢復能力在不斷下降。如果不是信用評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袒美國的傾向，風險將更大。

　　未來10多年內，美國公共債務與財政赤字比例將居高不下，債務違約風險也在步步逼近。從財政支出看，社會福利和醫療成本的支出將以比GDP更快的速度上升。隨著債務規模膨脹以及利率從目前的歷史低點回歸常態后，利息支出將大幅上升。由于環境惡化、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上升等因素，各種自主性支出還會上升。此外，其財政收入將可能長期低迷。個稅和社會保險收入占美國財政收入的80%以上。稅收增加的前提是經濟增長、就業改善和公司利潤增加，但美國目前尚未找到有效手段促成上述前提條件的明顯改善。再者，為彌補財政赤字的融資需求將導致美國債務不斷膨脹，二者互為因果，滾雪球似地擴大，這將成為美國發生主權債務風險的核心原因。

　　總體看，美國未來采取直接違約的可能性較小，而且尚無先例。其可能的方式，是通過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等方式變相違約，削減債務。1933年美國國會以美元貶值為由廢除國債可換取黃金的條款；二戰后又利用通脹轉嫁債務，10年內將總債務占GDP的比例降低了40%。總之，采用變相違約，對美國減債減赤有很強的吸引力，可對全球投資者來說，最大的風險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