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應對歐元區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6月12日發表署名文章《中國如何應對歐元區危機?》，主要內容如下：

　　筆者上周從香港飛往北京，下午5點登機，卻趕上北京上空航空管制，一直坐在飛機上等。機長每次通知說大概需要一個小時左右可以飛，可是一再拖延，等了6個多小時。開始還覺得不用等太久，可后來沒有信心了，擔心航班或許會取消的時候，飛機終于凌晨起飛。這一過程不禁使我想起希臘問題，幾年來不斷波折四起，每次眼看要退出歐元區但又有妥協，解決之路卻又顯得十分漫長，不斷被拖延。

　　當前全球焦點又一次聚集在希臘6月17日大選。這個只占歐元區GDP、政收入均約為2%的國家，自2009年以來，便不斷上演懸崖勒馬的驚險劇，觸動市場敏感的神經。例如去年10月份，歐盟峰會剛剛同意減記50%希臘債務、增加對希臘資金援助之后，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便突然宣布舉行全民公投及提前大選，引發德法的強烈譴責和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希臘公投鬧劇最終以組建聯合政府收場。

　　對于6月17日希臘選舉，市場比較十分悲觀，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較來越大。我反而認為，6月17日希臘大選無論結果如何，都很難有最終結果。我想選舉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支持緊縮的新民主黨贏得選舉，那其也會與德國就緊縮方案重新討價還價。二是反對緊縮的極左派政黨聯盟贏得大選。但可以知道，競選宣言未必是執政綱領，因為拒絕緊縮意味著希臘政府即使不還債還是入不敷出，將需要更大力度的緊縮。權衡利弊之下，相信其也會改變態度。

　　有意思的是，希臘的政治就頗具戲劇性。如今大家希望能勝利的新民主黨，以前被認為是希臘陷入危機的禍首，去年還是反對黨，曾公開反對歐盟一攬子救助方案，后被迫與泛希臘社會動黨形成聯合政府，接受緊縮條件。現在極左勢力崛起時倒成為救星了。

　　希臘進入歐盟和歐元區受益匪淺是毋庸置疑的。在過去二十幾年（金融危機以前），希臘享受著較高增長，并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1991年希臘人均收入是德國三分之一，現在是二分之一了。特別是加入歐元區后，融資成本降低更為希臘的發展創造了較好條件。但希臘并沒有借此機會進行結構性調整，財政及貿易逆差沒有任何改善。出口以服務為主，制造業比重極低，對外依賴程度較強，缺乏實際的競爭力。可以預見，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將很難獲得新的經濟增長點。

　　而目前三駕馬車顯然并未對希臘退出做好充分準備，防火墻仍未建立。受希臘危機引發的恐慌情緒影響，西班牙國債收益率不斷攀高，危機大有擴散趨勢。值得肯定的是，近日西班牙銀行業將獲得千億歐元的救援，顯示歐元區國家開始聯合救助金融體系，及金融一體化的開始。而西班牙也讓步接受救助，顯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防止危機蔓延到西班牙是歐債危機的關鍵。

　　這樣看來，短期內歐元區不會解體，也不會有決定性的結果，歐債問題是一個中期的危機。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情況發生，歐元區經濟衰退的格局幾乎無法避免。5月歐元區PMI為46%，創下了三年以來的新低。同時，經濟危機從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蔓延。5月德國PMI為49.3，跌至34個月來最低點。而法國和西班牙的衰退幅度也進一步加大。另外4月歐元區失業率高達11%，同比增加1.1個百分點。我認為，隨著德國、法國經濟放緩壓力加大，歐元區經濟二季度陷入負增長概率較大。因此，對待歐債危機，短期內不用過度恐慌，而長期應對其經濟衰退、資本回流國內、貨幣貶值做出積極應對。

　　外貿出口方面，中歐歷來互為重要的經貿伙伴。2011年，中歐貿易額達5672.1億美元，增長18.3%。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迫使歐元區國家經濟疲軟，必將大幅放緩中國對歐出口。目前中國對歐洲的出口已經從早前兩位數的增速下降到個位數、甚至負增長，出口面臨嚴峻挑戰。

　　國內經濟情況也不容樂觀。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今年定調為“穩中求進”，而更早一些的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中提出了為實現穩增長目標，將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微調。但從最新公布的5月經濟數據來看，經濟下滑已經超出預期，消費、投資雙雙下滑，顯示穩健政策無法實現穩增長。況且往年GDP增速平均低于工業增速3個百分點，目前工業增速已經不到10%，預示GDP恐怕已經滑落至7%，甚至更低，保增長階段或已到來。

　　投資方面，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達國家鼓勵產業回歸，今年中國FDI也出現逐步下降趨勢。今年1至4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78.81億美元，同比下降2.38%。其中歐盟對華投資降幅較大，歐盟27國對華實際投資19億美元，同比下降27.9%。

　　銀行風險方面，在歐債危機的影響下，歐資銀行從亞洲地區撤資明顯。當然，發達國家的企業陷入困境、價值低估之時，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約有27%的歐元資產。歐元貶值，不利于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應對全球貨幣體系的困局，中國唯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應對。可以看到當前決策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包括擴大存款利率上限及貸款利率下限，擴大人民幣浮動區間，推動離岸市場發展與國內金融改革等等，是在“十二五”末達到人民幣實現基本可兌換的堅實基礎。（沈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