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四年，按下葫蘆浮起瓢

　　經過4年金融危機以及將經濟從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徒勞努力的洗禮，我們已經失去了共識。但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時候，倉促應付時所達成的膚淺共識，不如深入把脈診斷后所產生的高質量的分歧。

　　以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向美國法院申請破產保護為標志，席卷全球的華爾街金融危機至今已過去4周年。如果算上2007年初即已浮出水面、并于當年下半年起迅速蔓延的美國次貸危機的話，那么，本輪金融與經濟危機實際上已經走過了整整5個年頭。

　　幾年來，各國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救市藥方不能說一點療效都沒有——從表面上看它們至少讓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經濟崩潰。不過，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在整體性的“復蘇”方面并無明顯起色，相反，“二次探底” 或所謂“雙底衰退”的陰霾不僅始終沒有徹底擺脫，而且時有加劇跡象。

　　更為嚴重的是，各國政府、企業、家庭和金融業削減債務及適應蕭條預期的自我努力正在導致彼此的前景不斷惡化，從而使全球經濟處于某種“惡性循環”之中。

　　首先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歐盟于去年10月公布的一份報告稱，其貿易伙伴國在過去一年里新增的貿易障礙多達131項，對經濟復蘇構成了“實質威脅”。然而，在這方面備受歐盟指責的“金磚國家”和拉美新興經濟體卻有足夠的理由反駁說，正是歐盟自己以溫室氣體減排為由提出高額碳關稅，導致世界經濟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碳貿易戰。

　　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年4月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球貿易增幅減緩至5.0%。WTO還預計，2012年全球貿易增幅將進一步下降至3.7%——全球貿易過去20年的年均增幅為5.4%。隨著日本、瑞士和巴西試圖壓低本幣匯率，小規模匯率戰的序幕已經拉開。

　　第二個、也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上一次爆發于金融市場的危機有政府來救，而這一次發生于政府自身的危機誰來救？誰有能力來救？

　　直至目前，公共部門似乎還總能像變戲法一樣，從口袋里摸出無窮無盡的牌來：到本月為止，事實上的“全球央行”美聯儲也已經連續推出三輪定量寬松（QE），購買債券總金額預計將達2萬億美元……這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向金融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幫助金融機構紓困。

　　毫無疑問，當大難臨頭之時，各國政府突然都變成了凱恩斯主義的堅定信徒。

　　如今再回頭認真檢視過去四年以來的所有努力，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說，危機并沒有解決，只不過從私人部門轉到公共部門，從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危機變成了主權債務危機而已。不僅如此，救市刺激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還使危機變得更加復雜和不可控。

　　過去兩三年間，一方面，以著名的蘋果公司為代表的跨國大企業獲利顯著增長，它們往往坐擁巨額現金和流動性資產，甚至包括接受聯邦政府救助的大部分企業——如“兩房”和通用汽車等——也紛紛渡過難關；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救助它們的聯邦政府自身卻因債臺高筑而遭到評級機構下調其主權信用評級。

　　歐美企業的“不差錢”與公共債務的飆升之間的“冰火兩重天”，被一些批評者指責為“企業對政府的挾持”。根據IMF的一項研究，從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債務增加約15.3萬億美元，其中逾80%來自七國集團。其間發達國家的債務占GDP的比重急升了21個百分點。

　　這一切都將迫使政府財政回歸本位，即提供社會公共品。而不是不恰當地沖到第一線，代替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通過負債的方式來創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銀行和企業。

　　就當下而言，美國即將面臨的“債務斷崖”和歐洲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使得發達國家的財政救市手段已經窮盡；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唯有稅收連年創下新高的中國尚有財政刺激的空間，但龐大的地方債務出現危機的跡象正日漸顯露端倪……從美聯儲QE3冷清的市場反應來看，已有的救市措施的邊際效益正在急劇衰減。

　　而在另一方面，全世界已經不得不為大規模的流動性注入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而埋單：整個2011年，中國和新興經濟體都在忙于抵抗排山倒海而來的通貨膨脹。在發達國家，嚴重的通脹雖然沒有明顯表現在CPI指數上，然而黃金、原油和其他所有大宗商品的價格都幾乎漲至歷史高位，華爾街的股票指數也差不多回升到了危機之前的最高點。

　　今天的世界經濟，比2008年的這個時候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經過4年金融危機以及將經濟從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徒勞努力的洗禮，我們已經失去了共識。但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時候，倉促應付時所達成的膚淺共識，不如深入把脈診斷后所產生的高質量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