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中東政治動蕩仍在繼續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中東嬗變進入第二年以來，動蕩因素持續發酵，地區格局深度調整，傳統熱點高溫不退。在即將過去的2012年，國際和地區政治博弈，宗教與民族矛盾糾葛，伊斯蘭教義與世俗力量碰撞，催生各種不可控因素出現，新一年的中東愿景難言樂觀。

　　動蕩在延續

　　地震雖止，余波猶存。政權新舊更替引發的各種矛盾碰撞，仍在加劇地區的動蕩不安。

　　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通過選舉登上了權力制高點，然而解放廣場的人潮并未隨之停止涌動，暴力和流血常伴隨示威游行發生。總統穆爾西執政下的埃及，如何在憲法公決后確立總統權力和政權組織形式，如何在振興經濟民生的同時兼顧民眾既得利益，如何平衡與以色列、美國和地區國家的關系，將繼續受到關注。

　　在利比亞，動蕩引發的政策反思更加深刻。當美國等西方國家以“正義”之名，通過武力顛覆卡扎菲政權后，利比亞并未出現如其所愿的局面。政府掌控乏力，宗派部落政治盛行，民生凋敝下的利比亞人民并沒有對“解放者”心懷感激，一場侮辱伊斯蘭先知的美國電影引發血案，反美浪潮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

　　地處中東中心的敘利亞未能避開中東亂局的多米諾效應。總統巴沙爾拒不交權，而反對派卻誓要奪權，雙方和解基礎難尋；各地硝煙彌漫，誰都無法打破力量平衡，對抗漸陷入僵持；國際調停和斡旋成效不彰，政治解決步履維艱，西方的軍事干涉若隱若現；難民涌出，極端分子進入，危機外溢效應開始顯現。敘利亞破局的關鍵，既取決于巴沙爾政權的防御和調整能力，也取決于國際力量介入的決心和程度。

　　格局在變遷

　　動蕩始于變，也將止于變。中東動蕩不僅催生地區內部政治生態的歷史嬗變，也深刻影響全球地緣政治和戰略格局調整。

　　當變革遍及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時，新的政治治理模式開始出現。地區力量對比正發生變化，政治新秩序正在形成：共和制國家的集體性危機，客觀拉動君主制國家影響力和話語權提升，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借助石油美元積極介入地區事務并漸成主導；土耳其轉向東看，大力參與阿盟內部事務，并以此作為與美國和歐盟互動的政治籌碼；世俗的親美政權紛紛失勢，美國和以色列戰略利益受損，反美國家影響力鞏固。

　　伊斯蘭力量上升明顯是一大變化。穆兄會等伊斯蘭政黨成為多國政治主流，而新舊秩序轉化，社會結構性動蕩，更刺激了部族、教派和極端力量抬頭，世俗主義受到強烈沖擊。在伊斯蘭世界內部，遜尼派依然強勢，什葉派掌權的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要么深陷危機，要么被各方力量牽制，難以形成合力。

　　美國、歐盟和俄羅斯的地區影響力出現消長。美國中東戰略利益繼續受到沖擊，傳統盟友經歷動蕩調整，對美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盡管如此，分析人士認為，中東地緣和能源戰略地位無可替代，美國不會大幅調整地區戰略，將繼續營建布局多年的地區控制力，而中東動蕩也對美國重返亞太的東移戰略起到牽制作用；歐盟借利比亞戰爭之勢，繼續在敘利亞等地區事務中發揮先鋒作用；俄羅斯雖積極爭取發言權，但其地區舊友日益減少，影響范圍趨于縮小。

　　熱點在升溫

　　動蕩和調整與地區傳統熱點升溫同時發生，又互相作用。

　　巴以爭端在2012年年末再次升級——以色列與加沙武裝力量的沖突讓雙方付出慘重代價，沖突沒有贏家；巴勒斯坦歷史性獲得聯合國觀察員國地位，卻對處境實質性改善及根本解決巴以爭端幫助有限；阿拉法特死因調查開始，然而糾纏逝者是非對化解生者矛盾同樣于事無補。

　　巴以問題的核心在于土地和生存權，而談判才是化解巴以恩怨、實現永久和平的唯一出路。以兩國方案為基礎，重啟停滯的和談，妥善處理耶路撒冷地位、猶太人定居點等問題，才是對中東和平進程參與方負責任的選擇。

　　伊朗核問題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經過三輪“6＋1”會談，政治對話軌道得以機制性延續，鈾濃縮等關鍵問題首次進入談判范圍并付諸細節性商討；憂的是矛盾雙方缺乏互信，制裁、軍演、動武威脅等不和諧因素與談判背道而行。

　　伊核問題的矛盾，根源在于美伊兩國矛盾。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伊斷交并互相敵對，溝壑日深；美國意圖控制包括伊朗在內的整個地區，而伊朗也想發揮地區大國影響力。伊核談判的潛在突破點在于，雙方可能在鈾濃縮的純度上達成妥協。伊核問題的一個重要變量是以色列。對以色列而言，伊朗發展核武器是不可容忍的安全底線，因而對伊動武意愿強烈。如果按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判斷，伊朗離造出核武器還剩6個月到7個月的時間，那么，未來以色列和美國如何應對值得關注。（記者 閆珺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