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外交的近與遠

　　“拖沓、錯過目標期限如今已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常態，”4月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結束后，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這樣感慨。

　　和過去兩年一樣，這次會議依然沒有在落實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上取得實質進展。原因眾所周知：擁有一票否決權的IMF最大股東美國還沒有正式點頭。

　　當然，事情也不總是令人失望。3月末，包括巴西、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宣布，將籌建新的多邊開發銀行、設立外匯儲備庫并強化對非洲伙伴的支持。世界再次看到新興國家的力量。

　　兩則消息，或可折射出近幾年中國金融外交的大環境：金融危機撼動了舊的經濟秩序，但美國依然是國際金融體系的主導力量；新興國家謀求變革并有所突破，但距最終目標尚顯遙遠。不同國家集團圍繞國際金融權利分配進行了多領域、多層面的復雜較量。

　　何謂金融外交？一國為保護和謀求金融利益，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展開的政治博弈、利益交換和對話協商。相較于英、美等老牌選手，中國一度只是金融舞臺邊緣的沉默者。然而，1997年泰銖潰敗、2003年起美國對人民幣幣值步步緊逼、2008年金融風暴突襲不斷刺激中國：必須有所作為維護國家金融命脈，必須下決心減少美元依賴，必須為長久發展謀求有利的國際金融框架。

　　近五年來，中國政府在雙邊、區域和全球三個層次，由近及遠地展開金融外交，為中國外交拓展了新的維度。在雙邊領域，中國與韓國、澳大利亞、阿聯酋等20多個經濟伙伴和關鍵國家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總額上萬億元人民幣，旨在逐步減少美元使用，為人民幣國際化布局。與此同時，陸續與美國、英國、日本等主要大國建立政府間財金對話機制，以溝通訴求，協調立場，減少誤判。

　　區域性金融外交始于東亞。在中國倡議和推動下，中、日、韓和東盟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東亞外匯儲備庫。中國最終成為與日本同等的最大出資方，并獲得執行機構人事權，逐步主導東亞金融事務。中國還增資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等區域性開發機構，加大對亞非拉地區的金融援助。

　　在多邊舞臺，中國以二十國集團為核心運作平臺，以金磚機制為次級協調機構，倡導國際貨幣格局多元化，加強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責任約束，并與其他新興國家一同推進IMF和世行的改革。林毅夫、朱民等相繼進入世行和IMF管理層，放大了中國聲音。

　　正如美國國務院國際經濟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肯·米勒所說：“截至目前，中國都在以負責任的態度管控其金融資源，由此與全球主要金融管理機構建立起彌足珍貴的關系……中國的對外金融政策對其他國家是有益的。”

　　這種“有益”，首先來自于中國明確的定位。中國呼吁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使之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實力變化，但在實現路徑上強調漸進修正而非劇烈顛覆。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中國并非闖進瓷器店的大象，而是國際金融領域一支建設性力量，其溫和與務實有助于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有序演化。

　　其次，與傳統外交相比，中國金融外交更側重周邊和新興國家，致力于提供“差異化公共產品”。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每年向發展中地區提供大量金融資源，且不像西方集團那樣附加苛刻條件，以實意和實際行動促進地區發展。同時，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金融改革方案關切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擴大了新興市場國家合作行動的基礎。

　　最后，中國金融外交強調“包容性收益”，認為新興市場國家與既得利益集團并非必然對立。相反，中國與其他經濟體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將從制度上消除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提升國際金融治理的效率和力度。中國在爭取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將創造和分享更多收益，發達國家同樣從中受益。

　　米勒曾撰文提醒華盛頓的決策者：“鼓勵中國為實現國際金融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完全符合美國利益，美國應歡迎北京參與國際金融事務。”

　　古巴哈瓦那大學經濟學教授迪亞斯說，鑒于中國已從簡單的資本吸收國成為金融資源供應國，其對外金融戰略將在國際范疇“更具決定性”，同時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遏制西方霸權的替代性選擇”。

　　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的金融外交將在改善全球治理結構的同時促進自我的金融革新和經濟轉型，進而產生更多正面溢出效應，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與可持續發展。（記者 韓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