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日本軍國主義“七作為”
原標題：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日本軍國主義“七作為”
教科書·警世鐘
——重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啟示
2012年，向隆萬訪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閱讀東京審判檢察長季楠的私人收藏文件。
今年是東京審判宣判65周年。1948年11月4日至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勃宣讀了法庭判決。《判決書》不僅對28名日本甲級戰(zhàn)犯作出罪狀認定和量刑，而且用很大篇幅闡述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發(fā)展、膨脹的過程，今天重讀仍深受震動！
根據(jù)《判決書》，可把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作為”梳理如下：
一曰“造神”。1920年前后以甲級戰(zhàn)犯大川周明為代表的“理論家”，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和“皇道”的原則，為擴張領土尋找依據(jù)。“八纮一宇”出自中國古書，“皇道”就是“天皇之道”，他們解釋為“把世界置于天皇一人統(tǒng)治之下”。大川曾出版一書，狂妄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成立的國家，統(tǒng)治萬國國民是日本的天命，并預言1925年前后東西方將發(fā)生戰(zhàn)爭。另一名狂熱鼓吹者是甲級戰(zhàn)犯橋本欣五郎。他還是個陰謀實干家，他建立的“櫻會”，就是一個中佐以下現(xiàn)役軍官的激進組織。《判決書》判定“他是建立陰謀的首謀者”，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正是這種帶有邪教色彩的“造神”蠱惑，煽動了狂熱的狹隘民族情緒，產(chǎn)生了自殺“神風隊”這類怪胎。
二曰“滋事”。1930年前后，激進分子還是以中下軍官為主。他們陰謀制造事端，造成既成事實，從而逼軍部高層和政府就范。東京審判中日本戰(zhàn)犯的罪行自1928年始，原因就是謀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判決書》指出：“一個日軍大尉在地雷周圍埋伏兵士，1928年6月4日，當張作霖的列車到達那里時地雷爆炸，日軍向張作霖衛(wèi)隊開火。”當時田中義一首相并不知情，向天皇報告后準備將責任者交付軍法會審，但在陸軍部干預下，不了了之。此次滋事成功助長了軍國主義者的氣焰。1929年7月1日田中內(nèi)閣被迫辭職。不久，軍國主義者再度滋事，包括1931年7月1日的“萬寶山事件”，1931年7月17日的“中村事件”，特別是1931年9月18日的“沈陽事變”。被判絞刑的甲級戰(zhàn)犯板垣征四郎當時僅是一名陸軍大佐，《判決書》第五章詳細敘述了他和石原莞爾以及大川周明、橋本欣五郎等人陰謀策劃的始末，認定：“大量可靠證據(jù)表明，‘沈陽事變’是由參謀本部將校、關東軍將校、櫻會會員及其他人事前周密計劃的。”最會滋事者，當推送上絞架的另一名甲級戰(zhàn)犯——土肥原賢二。“九一八事變”前后土肥原以特務機關長的身份供給參謀本部有關中國的秘密情報。為誘騙脅迫溥儀從天津到沈陽，土肥原采取各種陰謀手段，包括向溥儀送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寄恐嚇信等。“1931年11月10日晚上，土肥原秘密將溥儀押上一輛有持槍隊伍保護的汽車，從住處轉移到碼頭，上了一艘小型日本游艇”；土肥原還策劃成立傀儡政權“內(nèi)蒙自治政府”和“華北自治政府”,并多次轉移汪精衛(wèi)等等。正如《判決書》第十章所述：“土肥原憑借政治謀略、武力威脅和武力實施，在促進日本在中國其他地區(qū)侵略事態(tài)進展上擔任了顯著任務。”
三曰“逼宮”。政黨內(nèi)閣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一大阻力。為掃清障礙，軍部對內(nèi)閣采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方針。1932年1月17日橋本著《議會制度的改革》一文，文中說：“責任政府——政黨內(nèi)閣制度——完全與憲法背道相馳。為了建立全新的日本，我們認為緊迫要做的是讓現(xiàn)有政黨當替罪羊，摧毀他們。”從1928年到1945年這17年中，日本內(nèi)閣竟換了17屆之多，政黨出身的首相僅7名。1934年到1936年的岡田啟介首相本是軍人出身，但因不滿過激派的武力擴張而招致嫉恨。“1936年2月26日，由一群青年軍官企圖暗殺岡田本人而達到頂點。22名軍官和1400余名士兵叛變政府，占據(jù)了主要官廳，使東京處在恐怖狀態(tài)中達三天半之久。大藏大臣高橋和內(nèi)務大臣齋藤被恐怖分子暗殺。十天以后，岡田因不能控制軍部而提出內(nèi)閣辭呈”。文人首相中除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和近衛(wèi)文麿贊同軍部方針外，田中義一、若槻扎次郎被迫辭職；濱口幸雄和犬養(yǎng)毅遭軍人少壯激進派暗殺。1937年到1945年的9名首相中居然有6名軍人。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任首相時，身兼陸軍大臣、內(nèi)務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軍需大臣等要職，集大權于一身。他當然沒有想到，4年之后成為階下囚，7年之后上絞架。
四曰“愚民”。為了欺騙和綁架民意，軍國主義者對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實行瘋狂的愚民政策。1933年6月，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發(fā)表謬論，例如“日本天長地久，命定要擴張”，“國民應走的道路就是‘天皇之道’，日本軍隊就是天皇的軍隊。凡是反對宣揚‘皇道’使命者，陸軍就要和他作戰(zhàn)”。日本所有學制都強迫實行軍事訓練。“九·一八”發(fā)生前不久，日本就以滿洲是日本“生命線”來教育學生，“九一八”之后，則完全是極端國家主義的“新精神”。1938年5月荒木轉任文部大臣，上任即發(fā)布新訓令，學校完全處于陸軍省所派軍事教官的支配之下。荒木最終被判處無期徒刑。日本軍國主義在控制輿論上也不遺余力。1936年5月20日陸軍部成立情報局，控制面向公眾的一切通訊。《判決書》指出：“出版自由在日本是經(jīng)常受限制的。一切演說和公開發(fā)表的言論事先都必須經(jīng)警察核準。”“1931年之后，特高警察對凡是反對現(xiàn)政府政策和公開發(fā)表意見的人，都加以監(jiān)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