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讀研的女兒經常問我一個問題：平時接觸到的日本人多數還是挺友善的，安倍首相在日本也挺受歡迎的，為什么中國總說日本右傾化了呢? 曾經做過防長的自民黨干事長石破茂在一次中日智庫論壇上也問我一個問題，日本戰后走了幾十年的和平道路，為什么中國總說日本要復活軍國主義呢？日本著名節目主持人田原總一郎同樣問我一個問題，中日關系是經歷過風浪才好起來的，為什么現在又開始風雨飄搖了呢?

　　關于日本右傾化問題，不是中國說出來的，而是其自身所作所為表現出來的。25年前，我笫一次到日本大阪工作時，日本的右翼分子也會到中國駐大阪總領館門前滋事，作為時任辦公室主任的我會經常出面與當地政府和警察交涉，甚至與右翼頭目“對話”。但當時他們基本上是規矩的，是被日本民眾看成異類而遭到孤立的。但今天的右翼分子活動相當猖獗，他們從大聲咆哮發展到闖館砸門扔燃燒瓶。問題在于近來右翼團體發起的許多游行鼓噪活動會有為數不少的日本民眾參加。我不清楚是日本右翼的主張得到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呢，還是長期以來日本經濟低迷使日本國民需要借機釋放？再看日本媒體，由于工作關系我也算打了十多年交道，—貫右傾的《產經新聞》暫且不說，就連長期標榜中立公正的《讀賣新聞》以及NHK， 也會經常發表一些過激言論，或為一些觀點極右的政客及學者借機鼓噪開綠燈，任其公器私用，大放厥詞。難怪一位在我看來觀點相當右的日本記者， 最近會說出讓我大跌眼鏡的話，說他現在在日本被同事批評為跟不上形勢的少數親華派。 再看日本政客，從問題討論到問題發言，再從問題發言到問題參拜。過去被看做有問題言行的領導人會因引發外交爭端引咎辭職，現在反而會借機提升支持率。 再看教科書問題，國際上批評聲年年在增加，而美化戰爭的教科書采用比率也年年提升。如果一個國家從右翼團體到右翼首相，從右翼媒體到右翼教材都有市場，你能說這個國家不在右傾化嗎？

　　關于日本是否復活軍國主義問題，我不想說日本最近咄咄逼人的軍事安全攻勢，只重復我在一次電視公開討論時舉的例子。我曾大力支持過一位中國年輕旅日導演， 他用十年的時間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靖國》。后來我為他在中國發行的同名書著作了序。書在中國很暢銷，電影在日本受到打壓卻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紀錄片大獎。成功之處不是因為影片有多少驚人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其紀錄展示的十年來有關靖國神社的相關材料本身發人深省。一位日本青年人觀后告訴我說，他沒有去過靖國神社，也不明白為什么中國和韓國會對這一問題不依不饒。但看了影片后，特別是看到石原慎太郎歇斯底里的失態表演，看到靖國神社門前衣著軍裝佩戴軍徽的舊軍人張牙舞爪的戰爭喧囂，看到游就館里的解說詞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感覺到了一種深深的恥辱和戰爭陰霾的恐怖。難怪很多外國朋友不理解我們，連我們自己都難以接受。希望前去參拜的日本政客們也能好好看看這部片子。

　　我在駐日本使館做發言人的五年也是小泉執意六次參拜靖國神社的五年，我深知自從1978年14名甲級戰犯被偷偷合祭之日起，這個人鬼亂套、神鬼顛倒的靖國神社是政要不該去、特別是日本首相不能去的是非之地。據我了解，有的戰犯家屬也不希望政客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總跑到那里去炸戶驚魂。中國人常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聯想到日本過去的侵略歷史，再看日本領導人現在的所作所為，誰會相信一位有錯誤歷史觀的右翼首相，到供奉甲級戰犯的神社去祭祀是為了祈禱和平？如果再聯想到日本現政權的改憲舉動以及特別秘密保護法案的強行通過，受害國擔心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也就不足為怪了。

　　再來回答田原總一郎的問題。中日關系是靠政治基礎、感情紐帶和共同利益捆綁在一起得以發展的。但現在我們發現，政治基礎經常被日本一部分人特別是身為首相的領導人帶頭破壞，感情紐帶不僅被任意傷害甚至被人為撕裂，那么共同利益怎么維護？我們不怕中日之間有點小麻煩，但不愿看到人為地制造事端，特別是在事關中方核心利益以及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等方向性問題上制造的事態。2012年12月26日，在安倍首相上臺伊始，我曾在日文刊物《人民中國》和中國《環球時報》上發表文章，提出安倍上臺也許意味著潘多拉盒子被打開。一年后的12月26日安倍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人們的擔心不無道理。當時我對安倍首相有三勸，一勸其不要在領土問題上鋌而走險；二勸其不要在參拜問題上孤注一擲；三勸其不要因“唯美獨尊”而以鄰為壑。我知道，安倍當然不會聽我的，雖然他讓人轉告我說看了我的文章。但是他至少應該聽聽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的聲音，也應當為日本人民的未來考慮，千萬別破罐子破摔。

　　其實我也有一個問題想問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既違反日本國內政教分離原則，更違反國際法，日本的形象在中國、韓國甚至美國都變得更加負面，你是否覺得只要自己爽就可以不管不顧？在這樣一位觀點右傾激進、行動我行我素的首相領導下的日本，還想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又怎么能讓國際社會放心？（此文日文版刊發于《人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