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用今天的標準衡量，中日甲午戰爭也可稱得上是一場規模大、影響大的局部戰爭。在這場較量中，日本“以小搏大”卻能完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達成了戰術的速動，更實現了戰略的速決。

　　日本的戰爭決策速度、力量動員速度、部隊機動速度都遠遠快于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關鍵性的作戰均是速戰速決。1894年6月2日，日本做出入侵朝鮮、與清軍開戰的決定，3天后就成立了戰時大本營。日軍攻占平壤僅用兩天時間，突破鴨綠江防線只用3天時間，著名的黃海海戰持續5個多小時。從戰略上看，作為一場改變兩國命運的戰爭，戰場從朝鮮半島一直擴展到遼東半島、山東半島，還包括黃海、渤海廣大海域在內，可是整個戰事前后不過9個月的時間。試想清軍如果能跟日軍打一場戰略持久戰，以當時日本的條件恐怕很難撐過三五年。其實早在1874年，日本駐華公使柳原前光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中日兩國如果發生戰爭，“我求利在于速決，彼求利在于緩慢”。真可謂勝負快慢之間，日本靠快、靠速決贏得了甲午戰爭。

　　可為什么日本能快、能速決呢？透過甲午戰爭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是中日兩國社會的散與聚、體制的重與輕、文化的閉與開，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國戰爭動能的大小之差和兩國轉身近代的拙巧之別、擁抱變化的拒迎之異。

　　社會的散與聚：戰爭動能的大小之差按照物理學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決于動能的大小。戰場上敵對雙方的快慢，直接體現的是軍隊動能的強弱，從根本上講則是社會動能的大小。軍事的刀鋒由社會各個層面融合鍛造，戰爭檢驗著社會的凝聚力。

　　甲午戰爭時期的大清王朝，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思想、組織和軍事上，都處于離析松散狀態。秦山楚水呈現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現代交通設施薄弱而更顯遙遠支離；民眾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國家，思想家與決策者難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陸軍分離、直隸和兩湖的兵力分據、北洋水師與南洋水師隔海觀火……甲午戰爭之后，日本人有一個十分尖刻但卻是一針見血的評述：清國“兵民處于四分五裂狀態”，“海陸軍隊更是支離破碎之極，其利害隔絕而脈絡不能貫通。直隸兵敗而兩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顧：北洋水師大敗而南洋水師不僅坐視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來，他們“不是與支那進行戰爭，而是與直隸省進行戰爭”。

　　與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對外部世界的巨變，日本以“神道”信仰為基軸，以天皇崇拜為核心，顯示了獨特、高效的“縱式結構”。明治天皇在民權與主權、南進與北進、文力派與武力派、國粹派與洋化派的爭論中，選定并統一了國家前進的方向。在思想上，“維新之父”福澤諭吉、外相陸奧宗光向國民灌輸這是文明淘汰野蠻的戰爭；“國民思想家”德富蘇峰宣稱“文明”的日本對“野蠻”的中國和朝鮮動武，是傳遞“力”的福音；“近代陸軍之父”山縣有朋拋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擴張理論。

　　當戰爭來臨之際，天皇、元老重臣、軍部、外交大員、思想家、媒體、民眾迅速凝聚成一臺高效的戰爭機器。甲午戰爭的發動和結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結果。

　　透過社會力量的散與聚，我們可以看到，甲午戰爭戰端未開其實勝負已定，戰局進程和結局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