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出現在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持續下跌，很大程度上預示著美聯儲QE退出的第三波沖擊猶如漣漪，一波一波向外圍傳遞。

　　2月中旬以來，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CHY）及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CNH）一改近幾年“升升不息”的態勢，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跟隨中間價連續收跌，特別是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之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波動加大，并創年內新低，自1月中旬至今跌幅已達2.3%左右，這意味著美聯儲QE退出開始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

　　事實上，早在今年1月下旬，當美國宣布計劃第二次縮減QE后，以阿根廷比索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貨幣市場受到重創。大規模資產拋售在阿根廷、土耳其和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再度上演，這是繼2013年5-6月間新興市場出現的第二破劇烈震蕩。而今，出現在離岸市場上的人民幣持續下跌，很大程度上預示著美聯儲QE退出的第三波沖擊猶如漣漪，一波一波向外圍傳遞。

　　事實上，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完全浮動匯率機制加劇了風險的暴露。亞洲金融危機就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相關。在華盛頓共識和IMF的推動下，上世紀80~90年代正是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高峰時期。以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大力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但與此同時并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理過于寬松，特別是那些外債比例高、經常賬戶赤字較大、且外匯儲備匱乏的國家遭到猶如銀行擠兌一樣的“宏觀擠兌”，直至導致金融危機。

　　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性以及匯率穩定性三個目標是無法同時實現的，如果要滿足其中的兩個，就必然要放棄一個。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實際上就是滿足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但直接沖擊了一個國家的匯率和貨幣市場。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每天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2%是因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其他都是投機性交易。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事實上此次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與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的“興風作浪”。

　　近兩年，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興起積累了大量的風險，一旦內外風險在資本外流的催化下發生化學反應，決不可小覷。貨幣當局要對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匯率波動加強管理，密切關注人民幣貶值影響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避免資產價格的斷崖式下跌和資本大量外流，應考慮征收托賓稅，加強資本流動安全預警機制。

　　從國際范圍看,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共同應對新一輪風險沖擊。為了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我們除了須提前做好相關政策預案之外，應該深化區域金融合作，聯手應對美聯儲政策退出以及全球貨幣金融格局變化所帶來的新沖擊，加快“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等亞洲金融穩定協議的構建，加快構筑區域金融安全網。（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