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網5月12日文章原題：日本人是這樣看待甲午中日戰爭的

　　時光流轉，又一個甲午年。

　　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際，日本國民更多的是不理解。他們不理解為什么作為學生的日本，要對自己的老師——中國大動刀戈。據《明治大正見聞錄》里記述，甲午戰爭開戰那年，家住上州沼田的生方敏郎正好12歲。他家里有一道被視作珍寶的中國屏風，他家鄉一年一度的夏日祭的山車上，高立著劉邦、項羽等中國豪杰的等身人像，他一直被父母和老師教授的是漢文典籍。他不明白日本為什么要與這樣一個國家為敵。“當時的日本人，可沒有誰敢自負說要比過中國人，我們只奢望不要太落后于中國就好了”。

　　在東京出生的作家谷崎潤一郎也是如此。他在回憶錄《幼少時代》里寫道：“有一天，我在飯桌上問父親日本為什么要對中國開戰，父親一邊喝酒一邊長篇大論的解釋。可是不論父親怎么說，我都無法點頭稱是。”

　　然而，從這場甲午戰爭后，日本人的意識形態發生巨變，從謙卑、自矜逐漸膨脹成傲慢、自大，對中國、朝鮮也萌生了歧視心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者、評論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傳》里記述，“在(甲午)戰前，在日華人相當地受歡迎，在橫濱賣衣服的來自中國的人，可比在橫濱賣藥的來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優待。”然而戰中，“各地上演的甲午戰爭劇目里，扮演中國士兵的日本舞臺劇演員一登場，就有觀眾向其扔花生殼和桔子皮，有的演員忍無可忍，甚至在舞臺上對著觀眾大喊，‘我們也是滿懷愛國心的日本人。’”

　　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鑒三在《日清戰爭之義》中認為：日本和中國分別是“代表新文明之小國”和“代表舊文明之大國”。在他看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目的有三個：其一是“使支那驚醒”，其二是“使其知吾之天職”，其三是“使其與我合作從事東洋的改革。”

　　曾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在《蹇蹇錄》里也說，開戰后，日本各大報紙都爭相刊登有關戰事的報道，這些報道里“過度地夸大清國官民的短處，滿是謾罵誹謗，以不堪入目的詞語毀謗李鴻章的身份。”日本媒體的這種做法無疑是煽動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熱情，也催化了民族偏見。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一書中指出：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終于統一了日本的國民：“日清戰爭在使天皇‘君臨在每個國民心中’的同時，也在‘每個國民心中’確定了‘臣民’意識。三國干涉則使國民的統一進一步加強。”顯然，甲午戰爭前后，近代日本以臣民的方式形成了“國民”。

　　著名歷史學家遠山茂樹在《日本近代史》一書中指出：“甲午戰爭并不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矛盾而爆發的戰爭，但在完成帝國主義世界體制和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開端，卻是劃時代的。”

　　河原宏在《近代日本的亞洲認識》一書中指出：“由于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朝野認為中國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競爭對手，所以對中國和朝鮮來說，無論是在文明方面，還是在軍事裝備方面，日本都已經成為一個應當崇拜和敬服的‘先進大國’，日本今后要充當‘東洋的盟主’。”

　　著名思想史學家野鹿正直在《思想史論集》一書中指出：甲午戰爭后，日本國民由原先“極端的自卑”轉為“極端的自負”，產生了一種以“強國”自居的“大國民”、“大民族”意識。以甲午戰爭為界，幕末以來只停留在知識階層的中國蔑視意識已經完全滲透到一般國民之中。

　　上個世紀30年代在上海經商多年并與魯迅有深厚情誼的內山完造曾概括甲午戰爭后日本社會的“中國蔑視觀”：“日本人一談到對中國的常識，就是：中國人無國家觀念，中國人不清潔，中國人若無其事地偷東西，中國人撒謊，中國人是卑怯者，中國人是迷信家，中國人重金錢身于生命，中國人喜賭博，中國人有數個妻子。”

　　可以說，正是這場打敗了上邦“老大國”的甲午戰爭，點燃了日本人的所謂“愛國心”，開始將為天皇而戰視做至上榮光，為后來的軍事擴大和侵華戰爭提供了精神鴉片和財政收入。

　　就像日本保守派人士、《從日清戰爭中學習》的作者谷口光德所說，“對于構筑現代日本來說，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的作用大于日俄戰爭。”

　　那么，在中日兩國關系處于低谷的現階段，在中日兩國民間都有聲音認為，會再來一場“中日甲午戰爭”的眼下，日本各界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前日本橫濱市立大學校長、都留文科大學校長、歷史學家加藤祐三從中日兩國的歷史背景進行分析。他認為，談論甲午戰爭，得從日中兩國的“開國”談起。1840年，中國因為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而被迫打開國門，1853年，日本因為美國的“黑船來航”而被迫打開國門。從表面上看，日中兩國都是被西方列強打開的國門，但實際上，卻存在本質性的不同。中英之間簽訂的《南京條約》是一個“敗戰條約”，一個“懲罰條約”，要求中國割地、賠款。自此以后，中國和外國簽訂的條約，都是“敗戰條約”，其中就包括支付了最高金額賠款的《馬關條約》。而培理提督和日本簽訂的《日美和親條約》，是美國和日本經過交涉后簽訂的一個“交涉條約”，一個沒有經過戰爭的條約。盡管日中兩國都沒有成為英美的殖民地，但這些本質上的不同，就注定了日中兩國在近代史上的命運不同。

　　加藤祐三教授還指出，英國跟中國是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之爭，而日本和美國是海洋國家之爭，調節、交涉起來比較容易。在商船擔負貿易，軍艦支撐軍事力的時代里，海洋國家發展勢力相對有利。從日中兩國的政治體制分析，日本當時處在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時代的轉變期，與西方國家的發展目標一致。而中國則是一個皇帝下，有多個民族和多個因冊封體制產生的藩屬國。1884年的中法戰爭，是法國從中國奪取了越南這樣一個藩屬國的戰爭。這場戰爭對于日本很有參考意義，到了1894年，日本就想讓中國的藩屬國朝鮮“獨立”出來，于是開始了這樣一場甲午戰爭。

　　株式會社BBT董事長兼CEO、慶應義塾大學環境情報學部特聘教授藤原洋，則是從科技進步的角度分析了甲午戰爭的結果。他認為，日本早在德川幕府時代，就已經開始工業革命，特別是在鑄鐵等方面。由于日本避免了和歐美進行全面性武力沖突，因此能夠從歐美進口科學技術，比當時的中國要先進。日本把科技發展的成果，用于增強軍事力，所以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

　　財團法人國語作文教育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及南開大學客座教授宮川俊彥，從對外關系領域分析甲午戰爭。他認為，甲午戰爭不是日本打勝了，而是清朝打敗了。如果當時清朝能再堅持兩、三年，日本就會敗得一塌糊涂。他指出，中國是把甲午戰爭當成對外關系領域的一件事情來處理，沒能全力以赴的對應。日本則是用舉國之力來對應中國，認為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宮川俊彥教授特別指出，自稱是文明國家的國家對其他國家行使武力，其實就是野蠻國家。

　　大江洋平法律事務所代表大江洋平，通過日本人的意識變化來認識甲午戰爭。他說，直到明治維新，日本人都把中國視為“圣人君子之國”，稱甲午戰爭是場“文明之戰”。但在這場“文明之戰”勝利后，日本人在自詡是文明人的同時，開始輕視中國，認為中國代表的是野蠻。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代表內村鑒三也是這么看待中國的。但現在，日本人的“中國觀”正在轉變，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日本人也開始變得非常地重視中國。今后，伴隨著日中兩國的交流，日本人會越來越尊重中國的。

　　有意思的是，就“當代日本人怎樣看甲午中日戰爭的問題”，筆者還采訪過一些日本平民百姓。他們有的“謙虛”地表示：“我的歷史知識不夠，說不清楚”，有的則說：“120多年的事情了，誰還能夠記得”。在東京的東鄉神社里面，所展示的東鄉平八郎的事跡中，甲午戰爭根本不被提及。一位日本媒體記者告訴我：“那場戰爭，日本勝利了，所以日本不愿意過多地提及，避免刺激中國”。

　　往事并不如煙。如今，中國正在崛起，而日本也不再是“小日本”。一場大夢誰先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