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同時恐怕也是挑戰最多、最為復雜的一對雙邊關系。為了穩定雙邊關系的基本走向，中美有意建立起一種有別于“國強必霸、爭霸必戰”邏輯的新型大國關系。中美構建新型關系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結構性矛盾，只是在國際政治話語體系中，中美間結構性矛盾被夸大了。

　　中美的一個結構性矛盾與安全環境有關。它主要產生于美國的亞洲政策與中國在亞洲崛起的事實之間，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地區性的。自19世紀下半葉提出“門戶開放”以來，美國亞洲政策的基軸是一貫的，那就是“均勢戰略”，避免沖突。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仍然體現的是這一基軸。美國一再強調，亞太再平衡不是專門針對中國。而事實是，由于中國在東亞崛起，既有平衡已被打破。美國的亞洲政策無論怎樣調整，客觀上會越來越站到中國的對手方一邊。

　　從亞洲或者東亞局部來看，中美在東亞平衡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幾乎無解。但從全局來看，情況可能就不一樣了。中國尚不具備在全球性平臺上挑戰美國地位的實力和意圖。中美兩國在全球性問題上可以有更多合作空間。如果雙方在處理全球性問題上的共同利益越來越豐滿，合作機制越來越健全，或許可以超越在東亞地區無可避免的結構性地緣政治矛盾。

　　中美關系中另一個結構性障礙與意識形態有關。中國作為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相對實力增長了，但是對于“被顛覆”的警惕之心似乎并未消解，這方面的不安全感還在增強。中美之間的任何具體分歧都容易被放大成一國對另一國的根本性打擊和削弱戰略的一部分。

　　意識形態問題服從于各自國內政治議程，從外交上進行折沖樽俎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如果更加全面、辯證、歷史地看這個問題，可能出現另一種視角。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生死對抗，除了意識形態原因之外，更多還是傳統的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競爭的體現。美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霸權之爭、國家利益之爭。不這樣看問題，就無法解釋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同樣會爆發戰爭和沖突。

　　意識形態對于中美關系的實際作用可能比想象的更輕微。這可能也要得益于中美兩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都排斥將意識形態教條化。中國接受的社會主義是經蘇聯轉手的，并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造性繼承。撇開理論上的爭論不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在認識論、方法論，還是具體的制度構建方面，都在不斷大量吸收人類先進文明成果，包括美國的成功經驗。

　　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政治體制與前蘇聯也是不同的。美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包容或許要高于對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這當然并不是美國對中國抱有特別的“善意”，而主要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采取的務實發展戰略,某種程度上也契合了美國當前的利益。

　　意識形態因素對于中美關系的影響可能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不同于前蘇聯，中國不但不搞意識形態輸出，甚至不鼓勵別國照搬“中國經驗”。中華民族沒有侵略基因，不搞意識形態和“經驗”輸出或是一個證據。鑒于中國文化的內向性、防御性和保守性，美國人非但不用擔心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擴張，相反，美國恐怕需要費工夫激勵中國更多參與全球性事務，更大膽承擔國際義務。(作者是中國社科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廖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