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7日發表世界石油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青年委員胡森林為該報撰寫的題為《中國將決定世界第三次能源轉型進程》的文章。文章說，歷史對人的誘惑在于，它總是不動聲色地把一些玄機和關節隱藏在草蛇灰線的痕跡中，需要時過境遷之后才能發覺其間隱秘的關聯。

　　 18世紀后半葉，煤炭的大規模利用帶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石油催生了汽車時代和電氣時代，推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人們一向認為工業革命的核心是技術革命，但深究會發現，前兩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量其實是能源轉型。

　　 每一次重大能源轉型都伴隨著一波工業革命，正如著名未來學家杰里米 里夫金所說：“每一個偉大的經濟時代都是以新型能源機制的引入為標志”。每次能源轉型都會帶來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經濟模式的巨大轉變，還會引發整個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與觀念的變革，影響國際關系及政治格局。

　　 縱觀歷史，人類至今已經歷兩次大的能源轉型。第一次是煤炭取代薪柴成為主要燃料，使蒸汽機得到廣泛應用，推動了紡織、鋼鐵、機械、鐵路運輸等近代工業的建立和大發展，造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進化。英國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近代工業體系，崛起成為“日不落帝國”。

　　 第二次是石油取代煤炭成為主導能源，電力被發明并得到廣泛應用，推動了現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催生了電力、石油、化工、汽車、通信等新的工業部門，還推動了紡織、鋼鐵、機械、鐵路運輸等舊的工業部門升級，出現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在這次變革中搶占先機，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石油的廣泛利用帶來了汽車時代的發展，推動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成為時尚，并直接影響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局，奠定了美國的世界領先地位。

　　 新一場能源革命：去碳化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石油成為這個世界的重要主宰力量。依靠大部分時間都充足且廉價的石油，人類創造了輝煌的經濟發展奇跡，但圍繞石油霸權和利益的爭奪也一刻沒有停止，國際局勢因此動蕩不安。不加節制的使用，使得石油即將枯竭等“災變論”不時在耳邊響起，溫室氣體排放帶來的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全球議題。隨著新興經濟體開啟工業化進程，全球的資源供給和環境承載壓力日益突出。一個更加高效、清潔、穩定的全球能源體系至今沒有真正建立，工業文明卻在一步步走入困境，人類社會的發展前景越發晦暗不明。

　　 在這種情勢下，一場新的能源轉型已呼之欲出，它既來自于工業化蓬勃發展導致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加劇的現實約束，更是人類主動追求能源效率的結果。人類一直渴望得到更豐富、更密集的能源，這是人適應自身環境和追求物質進步的本能使然，從深層次上支配了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對能源的理性選擇。

　　 前兩次能源轉型，其實也是人類在能源利用上從效率低、清潔度低的“高碳能源”向效率高、清潔度高的“低碳能源”演進的過程。哪一種能源能被人類所選擇，也是一種“適者生存”的結果。一種能源要成為主導的能源品種，需要滿足幾個基本條件：規模供應，技術過關，具有經濟性，具備配套的設備設施；在低碳成為潮流的當下，還必須滿足一點：具有較少的環境負外部性。

　　 新的能源革命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但人們對其基本內涵則有不同認識。比較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新的能源革命將是新的通信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相結合，形成能源互聯網，在此過程中，新能源技術、智能技術、信息技術、網絡技術不斷突破，與智能電網相結合，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

　　 關于能源互聯網這一概念，業界討論雖多，但對其內涵、形態和發展路徑都還缺乏深入研究。我個人比較贊同IEA（國際能源署）的觀點：21世紀的世界能源結構將以電為框架，大部分能源都將轉化成電再加以使用，電成為能源基礎平臺和能源系統優化的核心。在所有的能源類型中，電最具有民主性、普適性和普惠性，因而能成為能源轉換中的一種重要中介。電的這一特性，為人類第三次能源轉型提供了一種極富可能性的路徑，即以電為中心，圍繞更清潔經濟的發電、更安全高效的配置、更便捷可靠的用電展開，將各種用能方式、用能主體、用能區域高度連接在一起，從而呈現一種“能源民主化”的圖景。

　　 這一能源民主進程將呈現三個特征：一是去碳化，從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減少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實現能源組合的多樣化和低碳化。二是去中心化，從精英能源到大眾能源。能源生產呈現中心分散的趨勢，能源使用呈現品種多元化、使用方式多樣化的趨勢。三是去資本化，從資本主導到資源主導。主要依靠大資本、大投入的資本主導型能源發展模式將受到挑戰，充分利用分散的資源、即產即用型的資源主導型能源發展模式逐步興起。

　　 中國對世界第三次能源轉型至關重要

　　 在上述過程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國作為能源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能否順利完成這一次轉型，將決定自身的地位和國際格局。

　　 目前，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發展方式，高污染、高耗能的能源消費模式，折射的其實是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和落后的工業布局。一個社會的能源結構不發生大的轉變，經濟社會轉型也將缺乏動力和基礎。

　　 因此，中國亟需一場深刻的能源轉型，建立更加高效、清潔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否則經濟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宏大夢想也無從談起。

　　 全球正在經歷的從高碳到低碳能源的第三次能源轉型，與中國的能源革命不謀而合。對中國而言，這既是外界的趨勢使然，更有內在的需求驅動。中國能否順利推進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不僅關系到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世界能源轉型也具有重大意義。

　　 世界前兩次能源轉型的主陣地都是在發達國家，中國是懵懂的后知后覺者。而現在，在不期而至的第三次能源轉型中，中國站到了舞臺中央，成了主角。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解決能源安全問題，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應對氣候變化，所以第三次能源轉型與此前兩次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再是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某一個局部發生，而是在世界各國同步發生。

　　 從消極角度說，中國為此將承受更大壓力，但以積極眼光來看，正是因為發展了，它才會面臨這樣的選擇。由于其經濟體量和影響力與日俱增，中國如果不能順利實現能源轉型，世界的能源轉型就不會成功；在低碳道德壓力下，中國就會被國際社會孤立，它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也會下降。反之，它順利完成能源轉型，將引領整個世界能源轉型的潮流，其國際地位就會大大提升，戰略空間將進一步拓寬，經濟發展的質量也會因此提高。中國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主動或被動，將決定世界能源轉型的進程。

　　 除了以勇氣和智慧推動國內的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之外，中國還需要參與重建全球能源治理秩序。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比重越來越重要，但目前全球能源治理架構依然由歐佩克和國際能源署主導，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缺乏相應的地位和話語權。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滯后，造成世界能源治理的失序。作為日益重要的能源消費國，中國如何在全球能源治理體系中獲得與自身地位相稱的話語權，既考驗中國的戰略思維，也對世界能源轉型有著直接影響。

　　 能源轉型的過程，也是對涉及能源結構、生產利用方式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結構、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在內的整個龐大體系重整和優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能源轉型沒有旁觀者，政府、企業、社會團體乃至每個個體都是能源轉型的推動者、參與者、受益者。正如里爾克所說的：“未來走到我們中間，為了能在它發生之前很久就先行改變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