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3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撰寫的題為《意大利“辛德勒”緣何低調？》的文章。文章說，最近幾年，美國私人股本行業巨頭之一約瑟夫 佩雷拉開始對意大利的歷史著迷起來。他感興趣的并非是文藝復興或羅馬帝國等通常吸引人們關注的那些時期。激發他熱情的是一個如今在美國相對不那么出名的故事，即意大利普通人在二戰期間是如何對待猶太人少數群體的。

　　 最近，佩雷拉（他的父母來自意大利）與人們分享了他的這種著迷。羅馬電影節展映了一部由佩雷拉以及一些重量級意大利裔美國企業領袖出資的紀錄片。這部影片講述的是意大利自行車界傳奇人物吉諾 巴塔利等人在納粹大屠殺時期與其他數百名大多不知名的意大利人合作，讓成千上萬猶太人得以幸存。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個吸引人的項目。首先，它強有力地提醒人們，民族傳統是如何在美國企業精英中間打造網絡的。佩雷拉將一個由意大利裔美國人組成的財團拉入這個150萬美元的項目，其中包括零售商家得寶創始人肯尼思 朗格尼、電視記者瑪麗亞 巴蒂羅姆和電腦數據存儲公司首席執行官約瑟夫 圖奇。

　　 但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這部紀錄片的主題。在此之前，我（與很多英國《金融時報》讀者一樣，我猜）對納粹大屠殺時期意大利人如何對待猶太人幾乎一無所知。當生活在倫敦北部的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聽一些猶太朋友談起過猶太人曾在德國、奧地利和波蘭面臨的可怕遭遇。我還聽說過荷蘭等地的英雄主義故事，看過《辛德勒名單》等影片。

　　 但直到我看到由佩雷拉出資的這部影片，我才知道，在意大利有大約80%的猶太人在二戰中幸存了下來。

　　 如此之高的幸存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納粹分子從未完全控制意大利，但意大利人民的態度也至關重要。盡管一些意大利人曾與納粹狼狽為奸，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結果是悲慘的），但還有很多人冒著往往巨大的個人風險聯手保護他們。盡管當時的梵蒂岡教廷未能公然反對納粹大屠殺，但天主教牧師和修女在解救猶太人的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一些曾解救猶太人的意大利人已被寫入歷史課本：這部紀錄片突顯出巴爾塔利是如何為意大利的猶太人傳遞偽造文件的：他騎著自己的自行車“訓練”，穿行于修道院和教堂之間。但其他很多意大利保護者從沒有被人稱頌過。這反映出另一個歷史謎題：盡管意大利人經常被描繪成一個能言善辯的民族，但二戰中的那些營救者對于自己的貢獻往往一聲不吭。以至于這部電影的導演奧倫 雅各比最初想把這部紀錄片命名為《不要談起》，而后將其改為《我的意大利秘密》。

　　 這種現象究竟為什么出現？這個問題仍存在一些爭議。一個原因是意大利的猶太人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只有約5萬人。另一個原因可能在于意大利有一種無視規定的文化傾向：面對納粹要求交出猶太人的命令，很多意大利人找到了創造性的方法來違抗這些命令。

　　 然而，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這個故事是值得歡呼的——而且不僅是在意大利人或是猶太人中間歡呼。在當今世界，我們往往會將大量目光投向人類的殘忍，以至于我們經常很容易忘記，人類也能做出偉大的事情。在我們贊頌英雄時，他們往往成為那種高大人物，就像好萊塢電影里近乎超人的正面角色。實際上，當人們被卷入罪惡之中時，很少是二選一的結果；相反，很多微小、半潛意識的決定讓好人淪落為惡人。

　　 類似的，當社會對抗邪惡時，并不總是因為那些看得見的英雄們的強烈反抗，有時也是因為普通人默默做出的“說不”的決定。“這部影片希望向人們展示，如果你不冷漠，那么你就可以讓事情變得不同，”佩雷拉認為，“但這個故事引人關注的一點是多數參與解救的人不想討論這件事。”當然，這恰恰是這種故事需要盡可能大聲講給人們聽的原因。尤其是在這個種族屠殺仍一次又一次發生的世界里，在這個世界，絕大多數孩子們往往聽到的是罪惡的故事，而不是善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