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8日發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陶然為該報撰些題為《為中國改革尋求共識》的文章。文章說，對中國經濟而言，即將過去的2014年是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歲末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峰會，提出了亞太地區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倡議、也勾畫了《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與峰會配合的還有亞投行的成立、政府也出臺了“一帶一路”規劃等等。這些進展和舉措，都給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甚至首次作為一個主要推動者加速全球貿易與投資體系自由化，傳遞出積極的信號。

　　 但與此同時，年底中國經濟整體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不少城市房地產量價齊跌、地方政府、企業債務風險不斷累積、銀行不良貸款有所增加等負面消息也不斷傳來。中國公布的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和匯豐PMI也顯示，11月工廠活動持續喪失動能，凸顯了在經濟遇冷的環境下制造業面臨挑戰。為了應對中國經濟疲軟，央行也重新開始了降息，市場還預期12月份或將首次降存款準備金率，未來還可能出臺來更多的刺激性措施。

　　 對中國當前經濟走勢的判斷：下滑勢所難免

　　 對于中國當前經濟的走勢，一個非常確定性的判斷，就是除非再次啟動大規模刺激政策，未來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勢所難免。房價預期的迅速改變、基礎設施與住房建設下滑導致的能源、原材料產業被迫去產能化、出口與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引擎失速、乃至中長期勞動力供給下降、金融與企業、企業之間債權債務鏈條拉長、多次大、小、微財政信貸刺激后的投資效率降低，都預示未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前景堪憂。

　　 特別是經過過去幾年的多次宏觀調控，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進一步刺激經濟的可用資源越來越少，刺激的邊際效應也在逐步遞減。即使是政府近幾年來主推的棚戶區改造、保障性住房以及高鐵、城市地鐵與輕軌建設，因其投資的中長期長期回報率都大都與相應地段或周邊地段的土地增值相關，而隨著房地產市場下行以及這些建設的規模不斷加大，也讓人有所擔憂。

　　 中國經濟增長會確定性地下降背后，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就是我們目前很難去判斷增長未來會下滑到什么程度，是滑落到5-7% 的一個可以容忍、但增長質量更高的水平，還是可能會出現糟糕的情況，比如各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崩盤、高杠桿下企業債務鏈斷裂、金融的系統性風險蔓延、甚至爆發經濟較大的震蕩。

　　 雖然包括決策部門、學術界乃至投資行業在內的很多人相信，中國政府力量超強，調控能力和手段遠遠超過其他市場經濟主導的國家，但中國過高且在日益增加的M2/GDP 比率，嚴重的房地產、開發區、新城建設泡沫，以及能源、原材料行業國企存在的嚴重產能過剩，仍然不能不讓觀察則感到憂慮。畢竟，如果找不到替代性的經濟新增長點，經濟仍然依靠以各級政府與國企主導的投資拉動，那么掌控資源再多、調控手段再超常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拖延，而不能阻止經濟危機的到來。

　　 換句話說，目前中國還沒有出現系統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很可能恰恰是一系列超常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行為和調控，暫時掩蓋了問題的出現，但同時也拖延問題的真正解決。而問題遲遲沒有充分暴露，又使政府缺少真正的危機感去推動實質性改革。一旦實質性改革無法真正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也沒有真正實現，經濟甚至仍然按照過去軌道慣性奔跑的時候，就可能最后出現矛盾的總積累和爆發。那種不斷用各種宏觀政策工具進行調控，放水，但并不進行實體部門改革的模式，可能只會讓整體經濟運行、包括政府、企業、銀行部門日益變得像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不斷往經濟中注入海量貨幣，卻無法讓這些資金轉化成為能夠切實創造財富，并帶來真實回報率的實業部門投資，就只會帶來樓市、股市、乃至各類收藏品的泡沫，甚至最后連泡沫也無法繼續吹大的時候，就只會不斷增加各級政府、企業用持續借貸來支付日益高昂的財務成本。最后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一般不出事， 出事就是大事”。這顯然是政府決策部門和全社會都特別需要警惕的。

　　 中國經濟：從超常態過渡到新常態需要有效的改革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關鍵性改革還沒有取得突破，整體改革還遠沒有完成，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都存在很強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應該還是走在邁向“新常態”的半路上。

　　 實際上，本世紀初以來狂飆突進、以地方政府公司化運作，競次式招商引資推動出口、同時依賴房地產泡沫不斷吹大為地方政府融資為主要特征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也不是一種經濟增長的“常態”，而是一種極度消耗勞動力、資本、資源、能源乃至嚴重破壞環境、社會和諧乃至政府公信力、但卻可以帶來短期超高增長的“超常態”增長模式。中國現在要做的，就是通過切實有效的配套改革，逐步實現經濟向一個更合意的“新常態”的順利過渡。

　　 換句話說，中國仍然處于超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期， 而且未來的改革也仍然存在延誤、甚至犯錯的可能性，是否能夠實現向合意“新常態”的平穩過渡，還需要更多的努力，也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觀察。

　　 本屆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往被歸納為“不刺激、去杠桿和調結構”。其中的關鍵，還在通過改革來“調結構”。如果通過實體部門的改革和開放，那么中國經濟就有可能造就類似于2002-2008年間高增長期像房地產和出口那樣的強力引擎，就有可能實現有效的結構調整。

　　 只要改能革打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桎梏，政府也可以采取刺激性的財政、貨幣政策，而經濟中過度釋放的貨幣投入就可以投入到能帶來真實增長與回報的部門中去。如此帶來的經濟增長， 甚至可能增加那些過度杠桿化行業的產品需求， 降低其目前相對較高的杠桿率下降。

　　 新增長點也可以帶來政府稅收的增加，銀行體系風險也會有所降低。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有效的改革不僅不必然犧牲經濟增長，而且也最好不要如此。如果沒有強勁的增長，就沒有足夠的財政與金融資源來實現其宏偉的改革計劃，也無法繼續像2002-2008年間那樣通過成立多個資產管理公司來消除金融體系潛在的巨大壞賬。

　　 近年來， 政府決策者、學術界以及全社會開始逐步形成以下共識：首先，就是中國從上世紀末到目前逐步形成的經濟增長模式，無論是從經濟、還是社會、還是生態上都不可持續，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其次，現在的改革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主要靠“摸著石頭過河”，需要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首先要改革全國性的一些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制度安排，同時改革還需要與底層的實踐與經驗相結合，但又要選擇那些實踐證明有效、可以推廣的底層經驗；第三，改革難度進一步加大，容易改的、增量化的改革基本改完了，進一步改革必須要動存量，但存量改革就必須要破除把持存量的利益集團對改革可能制造的阻礙——即現有的總體制度安排，包括土地、戶籍、行業壟斷、金融、財政體制，塑造并維持了地方政府、實體部門乃至全社會從事經濟活動的空間和激勵，也造就了當前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

　　 這也就決定了目前中國的改革必須從破除現有的制度安排做起，這需要巨大的決心和勇氣。這樣才能夠給地方政府、實體部門和全社會傳遞正確的信號和激勵，最后實現中國經濟的刮骨療傷與鳳凰涅槃。